3.尊重：玛丽莲·梦露（第4/12页）

精神分析领域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某一个家庭成员身上无意识的隐秘，是由于整个家庭的行为而造成的病态。而我的问题是：对于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早期的美国，究竟是什么或者谁使梦露的形象如此病态呢？这不等同于询问“是谁杀了她？”或者“她是自杀的吗？”——它本身大概是一个有关梦露讨论的转向，但我认为它或许永远不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最终答案。但在战后的美国，围绕她的众所周知和未知都令我着迷。著名摄影师塞西尔·比顿（Cecil Beaton）给出了一个精辟的总结：“她大概是由于人们的战后需求才诞生的人物。”梦露出生在“一战”后（1926年），但她也是“二战”的“产物”，因为正是在“二战”后，她才大红大紫。用韦瑟比的话说，战争的结束对于美国人而言是一种解脱，因为他们的爱国心从此便“不必思考理由”。他在这里暗指的是随后风行的“麦卡锡主义”[12]以及冷战。在另一个激进记者I.F.斯通（I.F.Stone）看来，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的就职演说，巧妙地将战争的野心包藏进有关自由的修辞之中（虽然艾森豪威尔并不打算大张旗鼓地出兵，但发动越战其实已经被写进了他的时刻表）。斯通对于艾森豪威尔拒绝了有关自由先驱的礼赞，同时也是“廉洁从政”象征的《林肯肖像》组曲感到恐慌。他认为，这恐怕意味着学术与公民自由将就此受到威胁。艾森豪威尔上任后的第一步，就是委任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查尔斯·欧文·威尔逊（Charles Erwin Wilson）做国防部长。而他著名的演说“对通用公司有益的，也是对国家有益的事情；而对国家有益的事情，同样也将对通用公司大有好处”。在斯通看来，意味着“一个巨大的、无遮拦的、更彻底的危机，即将在无管理的状态下上演”。

但如果说梦露对这一切都是司空见惯的，就有些不够准确了。1950年，她初出茅庐，在约瑟夫·曼凯维奇（Joseph Mankiewicz）的电影《彗星美人》（All About Eve）里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她带了本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的传记去片场，后者是美国历史上公认的“良心记者”，总以拆穿各种谎言为己任。与此后她拍摄的《让我们相爱吧》一样，《彗星美人》同样也是一部讨论关于一个刚出道的女演员究竟需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成名的影片。斯蒂芬斯素以揭开市政厅里的贪腐“盖子”而闻名（“有盖子的地狱”，是他曾用来报道“匹兹堡丑闻”的标题）。他心目中的英雄，则是沦落街头的乞丐、妓女和小偷。他所揭露的这些，恰恰正是梦露同年的影片《夜阑人未静》里的世界。在那部片子里她所扮演的是社会“精英”阿朗佐·埃梅里希（Alonzo Emmerich）的年轻情人。后者最终因丑闻暴露而饮弹自尽。在片中他将犯罪比作是“人类努力生活的另一种形式”。这个比喻也时常被人引用，这与他无可挽回的结局一起，都证明他所经受的问题，是全体美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完全摆脱的。

和梦露一样，斯蒂芬斯也把无知看成最坏的事情。比起那些善良却无知、“对谎言深信不疑，并且一遍遍向他人重复，想让别人也同他们一样相信这世界依旧安然无恙”的人，他反倒更偏爱真诚的骗子。其实这种不适感是深入许多民族内心的。就此，斯蒂芬斯分析道：“一些东西自始至终都是错的，它们为我们所继承，又被我们继续流传。”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写作了，但很可惜，几乎也是从那时起，资本操控与寡头政治就已经使民主开始走向灭亡。但他是第一个揭露信用趋势的经济模式给政治带来的危机的美国人，而这危机的后果在今天的经济危机中仍有体现：“在美国确实有一个独裁者、一个君主存在。就好像是欧洲在国王的统治下逐渐衰败，我们或许也将在总统的带领下经历这样的命运。这个国家正在越发远离它的人民。当然，实际权力的归属显然是尚未可知的，但通过最终的分析，我们确信，它在被信用操控。”当美国政治遭遇巨大的信任危机时，韦瑟比前去采访剧作家克利福德·奥德茨（Clifford Odets），后者自问自答：“问题是什么？在美国，我不会谈论世界其他的部分。所以问题就是，‘伴随着民主意识的觉醒，和平与富足的目标是否会因此遇到障碍呢？’”人们究竟是应当耐心发展民主政治，还是发展一个足够强大的金钱帝国，并以发展为借口肆意攫取人民的民主权利？这个问题始终挥之不去，直到现在，我们都还生活在这样的危机之中。

不过梦露当然也爱钱。在出演《绅士爱美人》（Gentlemen Prefer Blondes）时，她抱怨自己赚得比简·拉塞尔（Jane Russell）要少：“不管怎么说，片名叫‘绅士爱（金发）美人’[13]，而我才是那个金发的！”她也曾因为听说伊丽莎白·泰勒因出演《埃及艳后》（Cleo-patra）拿到了一纸价值百万美元的合同而勃然大怒。但她挣钱是为了自由，为了从——用韦瑟比的话说——“类型化”中抽离出来。1954年，她解除了和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以及达利尔·F.扎纳克（Darryl F.Zanuck）的合同，离开好莱坞前往纽约，与米尔顿·格林（Milton Greene）一起建立了属于她自己的电影公司（她自己持有51%的股份）。尽管这个项目并没有维持太久，但还是有流言说梦露从中作梗并且牟利。福克斯公司后来答应了她的条件，让她可以自己撰写脚本，并且在导演面前有充分的发言权，同时每部电影都支付给她十万美金的片酬。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再一次在与制片方的斗争中占了上风。他们花了一百万美元才把梦露重新请回《濒于崩溃》（Something’s Got To Give）的片场。一封1961年的私人信件表明她从未放弃独立的梦想。那时好莱坞的许多工作室或多或少已经打算放弃她了。她写信给“演员工作室”的负责人李·斯特拉斯伯格——她在1954年离开好莱坞去了纽约时就已经加入了进来。她告诉后者，自己和自己的律师准备建立一个有关独立演员的组织。“我不想再和工作室绑在一起了，我宁愿退休。”她这样告诉韦瑟比。她希望赚很多钱，这样就可以摆脱被金钱束缚的命运。很多资料也证实，她赚钱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钱本身。在西奥多·德莱赛（Theodore Drei-ser)的名著《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1900）中，作者借小说里的叙述者之口表示，“金钱不需要花费太久，就可以证明自己一文不名。”而这部《嘉莉妹妹》，或许是最早有关名声的诅咒，同时也是梦露的众多藏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