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底层
4.“荣誉”使然：莎菲莉亚·阿梅德，赫苏·尤尼斯和 法蒂玛·萨西达
男人也同样愚蠢。
他们竟信任女人，
将自己的荣誉托付给那些用同她们一样脆弱的苇草编成的小舟，
任其渐渐沉落水中。
——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
《马尔菲公爵夫人》（The Duchess of Malfi),1612-1613
我发出声响，我露出脸庞。
——法蒂玛·萨西达，2001年11月20日
2012年7月下旬的某一天，很多人——大部分是女人，聚集在英国切斯特皇家法庭外，等待着一场庭审的开始。
接受审判的是来自巴勒斯坦的阿梅德夫妇（Iftikhar and Farzana Ahmed）。他们被指控谋杀了自己的女儿——年仅十七岁的莎菲莉亚（Shafilea Ahmed）。从这桩案件的审理开始，这些人几乎每天都会守候在这里。她们并不是那些定期参与案件审理的“热心市民”，在此之前，她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从未涉足这里。但当我问及她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时，她们的观点却清晰而坚定：这对夫妇是有罪的。
这同样也是陪审团将要做出的裁决。事实上，根据死者妹妹阿丽莎的决定性证词，伊夫蒂哈尔·阿梅德和妻子法尔扎娜·阿梅德谋杀自己的亲生女儿莎菲莉亚的罪行已经是板上钉钉。莎菲莉亚为了逃避包办婚姻，先是吞下漂白剂自杀，未果后又试图离家出走，这显然激怒了自己“无比看重名誉”的父母。然而，尽管妹妹阿丽莎（Ale-sha）在法庭上隔着特制的帘幕，勇敢地指证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但莎菲莉亚的另一位妹妹梅薇什（Mevish）却依旧坚持着完全相反的证词——即便她已经在自己的日记里记下了父母的谋杀行为，但她辩称自己的日记完全是虚构的。
有人告诉我，阿丽莎会因为自己的指证付出代价，毕竟她总要回到那个野蛮而暴力、仍然秉持着原始而愚蠢信仰的家庭中去。“即使这对夫妇受到了他们应得的惩罚，那也不是最完美的结果，”她对我说，并且悲观地表示，这样的状况还要“持续很久”。这种保守家庭所拥有的价值观使他们的家庭成员之间十分团结，以致可以将罪恶的真相隐瞒如此之久。但即便是始终捍卫着“家族荣誉”的梅薇什，自己却同样曾被指责从家中窃取财物而遭到虐待。对于旁观者而言，尽管阿梅德家族幸存的两个女孩在法庭上的表现截然不同，但她们其实都证实了，在她们的成长环境中，这种家族性的“暴力权威”绝非空穴来风。事实上，在莎菲莉亚遇害之后不久，一份来自警方的监听报告表明，她的母亲曾精心指导自己的孩子们，该怎样回答警方关于这位“失踪的姐姐”的盘问。尽管这份监听记录并不足以在法庭上成为一份指控犯罪的证据，但它解释了是怎样的力量阻止人们找到事情的真相——当然，如果没有勇敢的阿丽莎，人们还不知道要等多久。
从任何角度来看，这一事件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这不仅是因为它生动地说明孩子与父母的矛盾往往会成为一个家庭苦恼的源头，同时也表现了一个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的对立。而当法尔扎娜女士终于在法庭上把矛头对准了自己那专横的丈夫时，这种对立也漫延到了按伊斯兰教教义会“被神祝福”的配偶之间——尤其是“虔诚而重视荣誉”的阿梅德夫妇。
和那些常常出现在报纸上、令人扼腕的暴力案件相似，“阿梅德谋杀案”似乎不难吸引为数不多但很执着的追随者。她们会像看肥皂剧一样，关心着案情的走向，怜惜着死去的和仍在水深火热中的可怜女孩，同时表达自己的愤怒——一个朋友建议我把她们看成希腊悲剧中“复仇女神”，因为二者都以为自己才是正义的，所以即使是把罪人都撕成碎片也完全正当合理（当然法庭还是要宽容许多，他们甚至免除了小梅丽莎的牢狱之灾，尽管她也一度做出了违反事实的证词）。人们的这种反应，并非像媒体所渲染的那样，是带有种族性的——一旦遇到这样的案件，媒体似乎就像是有某种不可避免的条件反射一样，很自然联想起一整个世纪里，亚洲人在英国社会里是怎样的“格格不入”。于我而言，公众的——尤其是女士们的反应，是基于对莎菲莉亚之死的惊骇、对正义的渴望，以及对这之后冒着巨大风险说出真相的小梅丽莎——尽管她并非完全无罪——的赞赏。而这种赞赏，同时也伴随着一种旧观念的土崩瓦解：在这世上所有的“荣誉谋杀”中，女人们只能扮演受害者的角色。
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叙述了三位伟大女性的生平经历。她们未能等来本该属于自己的时代，便已然身故。其中两位——罗莎·卢森堡和夏洛特·萨洛蒙，都死于谋杀（事实上，根据传记作者洛伊丝·班纳的结论，玛丽莲·梦露也同样死于他人之手）。尽管她们“看似不朽”，直到今天仍会被我们谈论，但我得出结论的是，由于她们非正常死亡的命运，她们的生命已经丧失了原有的意义。而即便是女性地位得到空前提升的当下，那些依旧生活在卑微之中，甚至时常受到死亡威胁的女人的悲惨命运，仍然在告诉我们，我们的女权运动在真正意义上其实并没有取得太多进展。“荣誉谋杀”这类事件本身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关于“女性遭受暴力的极限模型”（法迪亚·法齐尔，约旦裔英国女作家）。这也是在这一章里，我们为何会如此关注来自公众的声音，以及为何要记下那些直接或间接被卷入“荣誉犯罪”事件中的女性的勇气与命运——人们在面对“极限”时的观点和做法，代表了她们对这种罪恶可以容忍的最大限度。而事实也证明了，并非所有人都怀有一颗同情与正义之心。在案件的庭审过程中，辩方曾反驳了一份来自死者自己的证词——莎菲莉亚生前曾提交一份关于重新置户的紧急申请，在那份申请中，她写明了自己想要离家的原因，是由于受到父母的虐待。这间接证明了莎菲莉亚已经感到自己正处于危险之中。但当这份证据在法庭上被举出时，辩方却称“这仅仅是年轻女孩为了远离父母管束而耍的花招”，并就此提出了否决。
根据最新的统计结果，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周就会有两个女人被男人杀害。尽管这些案件并不能全部归类到“荣誉谋杀”之下，但它们几乎都发生在亲密关系之中——“亲密关系同时也是危险关系”也越发成为人们的共识。希区柯克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认为是电视把谋杀带进每个人的家里：“有电视的地方，人们才知道世上有杀戮”。我没有对这期间各类报纸对阿梅德家族在沃灵顿的私人住所曝光的次数进行过统计，但次数应该不少，这些媒体人士就好像对他们家的安全负有责任一样兢兢业业。“莎菲莉亚事件”本身带来的启示是，我们不应当忽视那些隐藏在日常生活之下的丑陋罪恶。就像我始终在强调的那样，一些罪恶正在以常态化、“理所应当”的面目，介入到女性的生活之中，而这恰恰是我们需要时刻警惕的。不过关于我要在本章中谈论“荣誉谋杀”是怎样与卢森堡和萨洛蒙——一个是卓越的预言家，另一个则生在欧洲最黑暗的时刻——产生关联的，其实还有其他原因。事实上，这种关联性意味着我们不应将“荣誉谋杀”仅仅看成愚蠢而残忍的落后文明产物，就将其与西方文明，尤其是西方女性在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众多遭遇割裂开来。就像是萨洛蒙的传记作者菲尔斯蒂娜那个令人恐惧的强调——种族灭绝“是将女人和孩子放在前面的艺术”。所以我们可以轻率地将“荣誉谋杀”仅仅看成针对女性的所有暴力中最极端的一种形式吗？在这里，我们必须牢记莉拉·阿布-利赫德（Lila Abu-Lighod）的警告，那就是“荣誉谋杀”对于评论者而言，往往会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似乎它总会营造出恰到好处的恐怖，这种恐怖反倒使人感到莫名其妙的心安。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概括：这些掌握着话语权的西方评论者，似乎已经完成了一桩完美犯罪——而他或者她，却并不会因此受到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