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第2/3页）

我想这就是我的生活，晚上陪伴会长，白天随便干些什么来打发时间。1952年秋天，我陪会长去美国，那是他第二次访美。前一年冬天，他也去过，他一生中从未经历过如此深刻的印象，他说他首次理解了富裕的真正含义。举个例子，当时大多数日本人只有在特定时间才能用电，但美国的灯火是昼夜不熄的。我们都为京都新建的火车站骄傲，因为它的地面是用水泥浇铸而成，而不是老式的木板，但美国火车站是用坚硬的大理石铺地。会长说，即使在美国的小镇上，电影院都和我们的国家剧院一样宏伟，而公共浴室到哪里都一尘不染。最令他惊讶的是，每个美国家庭都拥有一台电冰箱，一个普通工人只需一个月的收入就足以买下，而在日本，则需要一个工人十五个月的工资，极少有家庭买得起。

总之，如我所说，会长让我陪他踏上第二次访美旅途。我独自坐火车到东京，然后和他一起飞往夏威夷，在那里过了几天惬意的日子。会长给我买了件泳衣，那是我的第一件泳衣，我穿着它坐在沙滩上，头发整齐地垂在肩膀上，就像周围的女子一样。夏威夷让我奇怪地想到了天见，我担心会长也会想到，但即使如此，他也没说什么。我们离开夏威夷又去了洛杉矶，最后来到纽约。以前除了电影中的镜头，我对美国毫无了解，并不怎么相信纽约真有那些摩天大厦。最后当我住进华尔道夫大酒店时，从窗口望出去，只见周围都是山一般高的大楼，下面是平整洁净的大街，我就觉得在我看到的这个世界中，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我承认，我在这个世界里就像婴儿脱离了母亲的怀抱，我以前从未离开日本，住在纽约这样陌生的城市只会让我害怕。大概是会长的热情帮我找到了一种积极的心态。他有间房主要用于办公，但每晚都和我呆在另一个套间里。我睡不惯那里的床，半夜醒来时常发现他坐在靠窗的椅子上，拉开薄纱窗帘，俯视公园大街。一次凌晨两点钟，他拉着我的手把我拖到窗口，让我看一对在街角路灯下亲吻的年轻人，看他们的穿戴是刚从舞会上出来。

此后三年里，我随会长又去了两次美国。白天他接待业务，我则和女仆一起逛博物馆，去餐厅，还看了场美妙的芭蕾表演。奇怪的是，我们在纽约找到的几家日本餐馆之一居然是我在战前就认识的一位祇园厨师在经营。一天下午午餐时分，我在他餐馆后面的私人房间，接待了几位多年不见的人，有日本电讯公司的副社长；新上任的日本总领事，他曾任神户市市长；京都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我像是又回到了祇园。

会长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1956年夏天，他想让大女儿嫁给一个叫西阪稔的人。会长的本意是让西阪入赘并继承他的事业，但到了最后关头，西阪先生改变了心意，告诉会长他不想参加婚礼了。西阪是个性情十分冲动的年轻人，但会长认为他才华横溢。有一周多的时间，会长心情恶劣，毫无缘由地训斥仆人和我。我从未见他如此心烦。

没人告诉我西阪稔为何改变主意，但也不必告诉我。前一年夏天，日本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的创始人解除了他儿子的经理职务，把公司交给一个年轻得多的人，是他和一名东京艺伎的私生子。这事成为一时丑闻。这类事以前在日本也发生过，但只局限在小圈子里，如家庭经营的和服店或糖果店之类。这位保险公司的社长在报纸上把他的大儿子说成“年轻人为人勤恳，惜才力不逮……”，随后任命了私生子，丝毫没有提及他们的关系。但这无关紧要，因为很快众人皆知其中真相。

好了，如果你想得到西阪稔在答应继承会长的事业之后，有了某些新发现，比如说会长最近有了个私生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不参加婚礼大概也是可以理解的。众所周知，会长为膝下无子而苦闷，并深爱他的两个女儿。有没有可能他同样会疼爱一个私生子，并在逝世前改变主意，把一手创办的公司交给这个私生子呢？至于我是否真给会长生了个儿子……如果有的话，我当然也不愿多说，否则他的身份可能会曝光，那样对谁都没有好处。我想，守口如瓶才是上策，这我相信你能理解。

西阪稔改变主意后一周，我决定要和会长提一件相当微妙的事。饭后，我们坐在“富真疗养所”户外的走廊上，望着长满青苔的花园。会长在生闷气，自从饭菜送上来后就没有说过话。

“我和旦那说过吗？”我开口说，“我最近有很奇怪的感觉。”

我看了他一眼，瞧不出他是否在听我说话。

“我一直想着一力亭茶屋，”我又说，“说实话，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有多么怀念陪宴的日子。”

会长吃了一小口冰激凌，又把勺子放在碟子上。

“当然，我不能回祇园工作，这点我非常清楚。但我想，旦那……能在纽约开一家小茶屋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说，“你想离开日本，真是莫名其妙。”

“现在日本商人和政客去纽约，就和乌龟进池塘一样正常，”我说，“大多数都是我认识多年的人。确实，离开日本会很突然，但考虑到旦那将来在美国的时间会越来越多……”我知道确实如此，因为他告诉过我他要在纽约开设分公司的设想。

“小百合，我对此没有兴趣。”他说道。我想他还有话说，但我装着没听见，继续说了下去。

“别人说，在两种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会经历一段困难时期，”我说，“所以当然啦，母亲要是带着她的孩子去美国这种地方，聪明的话，大概是会定居在那里了。”

“小百合……”

“那就是说，”我又说，“一个女人做了这样的选择，大概是永远不会带她的孩子回日本了。”

到这时会长一定明白了我的意思，我从日本除去了西阪稔成为他继承人的唯一障碍。他脸上顿时出现了惊诧的神色。接着，他大概脑海中浮现出我离他而去的情景，怒气就像鸡蛋一样被砸破了，眼角聚起一滴泪水，他飞快眨眼，像拍苍蝇一样把眼泪弄没了。

那年八月，我移民纽约，开办了我自己的一家小茶屋，接待到美国旅行的日本商人和政客。当然，妈妈想要我在纽约的所有生意都成为新田艺馆的分号，但被会长拒绝了。只要我还在祇园，妈妈就还能管我，但我一离开，关系就断了。会长派了两个会计去交涉，保证我从妈妈那里拿回我应得的每一分钱。

许多年前，我刚进华尔道夫大酒店，房门在我身后关上时，我不能说心里一点也不害怕。但纽约是个令人激动的城市，不久后我就觉得和在祇园一样宾至如归了。其实，回想起来，我和会长在此共度的漫长时间给我的美国生活增添了许多在日本时没有的情趣。我的小茶屋坐落在第五大道附近的一家老俱乐部二楼，几乎是一开张就生意不错。许多来自祇园的艺伎都到我这里来工作，豆叶也常常来访。现在只有当好朋友和老熟人来时，我才亲自去接待，平时我则有许多活动。上午我常去一群当地的日本作家和艺术家那里，学习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如诗歌、音乐，有一个月我们还学纽约历史。大多数日子，我都和一个朋友一起午餐。下午则跪坐在梳妆台前准备这个那个的宴会，有时候就在我的公寓里开宴会。每当我掀开镜子上的锦缎罩子时，总会想起我在祇园常用的乳白色化妆品。我真想回去看看，但我又怕看到种种变化。每次从京都来的朋友带照片给我看，我就常想，祇园已经像一个经营不善的花园一样，长满了野草。比如说，几年前，妈妈死了，新田艺馆被拆除，原地建了一幢小水泥楼，底楼开书店，上面是两间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