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19（第3/11页）

“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他开始了。我跳起脚来。

“唉，这样开始是不行的。你不能这样对着你的手嘀咕，这样顶层楼座的人——我是说，帐篷后排的人是听不到你的。”

“你真是严格啊，南希。”他说。

“你以后会感谢我的。好了，站直了，抬起头，再来一遍。从这里发声，”我点了点他裤子上的扣子，他躲了一下，“而不是从你的喉咙。继续。”

“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他开始以一种深沉而不自然的声音读起来，“这是我今天下午想和大家一起探讨的问题。‘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我会尽量简要地回答这个问题。”

我吸了一口气。“肯定会有人起哄了。”

“不会吧，南希？”

“你就等着看吧。不过不要让这种事情困扰你，不然你就完了。继续，让我听听后面的。”

他继续读讲稿，也就两三页，我听了直皱眉头。

“你要是对着稿子说话，”最后我说，“没有人会听你的。他们会觉得无聊，然后开始交头接耳。这种情况我见过一百次。”

“但是我必须看着稿子啊。”他说。我摇了摇头。

“你必须背下来，没别的办法。你得把演讲稿背下来。”

“什么？一整篇？”他痛苦地看着那几页纸。

“也就是一两天吧。”我握住他的胳膊说，“如果不这样的话，拉尔夫，我们就得让你穿上搞笑的衣服了。”

于是整个四月和五月的上半月我都在帮拉尔夫准备这个小演讲，当然，他没能用一两天的时间把稿子背下来，哪怕四分之一都没记住。我强迫他背下来，又试了各种小窍门帮他记住。我像个提词员一样把稿子拿在手里，拉尔夫在我面前努力地背，我会在早餐或者洗盘子的时候让他背给我听，或者我们一起坐在火炉前背。他洗澡的时候，我会站在厨房门口，让他躺在浴缸里把演讲喊出来。

“你听经济学家说过多少次，英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如果你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他们会说……他们会说……”

“拉尔夫！他们会说：看看你周围——”

“他们会说：看看你周围，我们伟大的宫殿和公共建筑，我们的住房和我们的……”

“我们的工厂。”

“我们的工厂和我们的……”

“我们的帝国，拉尔夫！”

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都把这个破演讲背下来了，可以脱稿了，而拉尔夫也终于能磕磕巴巴地从头到尾背下来了，不用我的提示，听起来也差不多是那回事了。

集会那天越来越近了，我们的时间排得越来越满，任务越来越多，尽管我经常抱怨，但也有些情不自禁地开始期待集会，几乎和弗洛伦丝一样兴奋而焦虑。

“只要不下雨就好了！”集会是周日，头天夜里她看着卧室窗外的天色说，“如果下雨，我们就得在帐篷里游行，那真是无法想象。要是打雷呢？那就没有人能听到演讲者说什么了。”

“不会下雨的。”我说，“不要大惊小怪了。”但是她继续担心着天气，最后我也跟她一起看着窗外，盯着那几朵云彩。

“只要不下雨就好，”她又说。为了不让她老想这个，我在窗户上哈了口气，用手指蘸着雾气写上我们名字的首字母：“N.A.，F.B.，1895到永远。”我还在字的四周画了一颗心，又画了个穿心的箭头。

星期天并没有下雨，实际上，贝斯纳尔格林晴空万里，天蓝得让你不由觉得上帝也是个社会主义者——阳光灿烂得就像老天的庇护。奎尔特街的我们都起得很早，洗澡洗头，梳妆打扮，简直就像去参加婚礼。我决定不冒险穿裤子——社会主义者的名声已经很不好了。相反，我穿了一件海军蓝的套装，外套上有个红色的盘花纽扣，还有一条配套的领带和一顶小礼帽。作为女装，也挺好看的，但尽管如此，当我在客厅里踱着步等弗洛伦丝的时候，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去拉自己的短裙。很快拉尔夫就打扮好了，穿着笔挺，像个职员一样，不停地拽脖子上的衣领。

弗洛伦丝还穿着那件我非常喜欢的黑紫色套装，我在从贝斯纳尔格林出来的路上给她买了一朵花，别在她的外套上，是一朵拳头大小的菊花，太阳照在上面就像灯一样明亮。她对我说，“这样你肯定不会把我弄丢了。”

维多利亚公园大变样了。工人们整个周末都在忙着搭帐篷，布置展台，摆放椅子，每棵树上都挂满了横幅和垂下来的三角小旗，每个摊主都支起了桌子和展览品。弗洛伦丝有好多事情要做，于是去找协会的梅茜太太。拉尔夫和我穿过一堆头上垂着的三角小旗，终于找到了他要演讲的帐篷，那是最大的一个帐篷，“里面最少可以容纳七百人！”正在摆放椅子的工人们兴奋地告诉我们。这比我以往演出过的一些音乐厅都大。工人的话让拉尔夫脸色苍白，他又找了个长凳坐下看了一遍演讲稿。

在那之后，我抱起西里尔在会场里面转悠，四处看着吸引我的东西，和每个我认识的女孩打招呼，看到快掉下来的桌布、快裂开的盒子或者没放好的花篮就去帮着弄好。每个你能想到的慈善组织还有千奇百怪的协会都派来了演讲者，布置了展台，有工团主义者、妇女参政论者、基督徒科学家、基督徒社会主义者、犹太社会主义者、爱尔兰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素食主义者……“真是太棒了！”我走着走着，听到不少朋友和陌生人都这么说。“你以前见过这样的场面吗？”一个女人给我的帽子系上一条绸带，我把它系在西里尔的罩衫上。人们看到他身着社会民主联盟的颜色，笑着摇了摇他的手说：“你好啊，同志！”

“等他长大了，他会记住这一天的吧！”一个男人摸了摸西里尔的头，给了他一便士。然后他直起身来，看着西里尔闪亮的眼睛说，“我们都会记住这一天的，是吧……”

我想他是对的。我曾对安妮和雷蒙德小姐抱怨过这繁重的工作，我坐在那儿缝旗子和横幅的时候也不在乎针脚缝歪了或者绸子沾上了油。但是当公园里的人越来越多，阳光越来越强烈，一切色彩都变得更为明快，我发现自己正着迷地看着四周。“如果有五千人来，”弗洛伦丝头天晚上说，“就很不错了。”但是当我在公园里转悠，走到一块地势高一点的地方把西里尔抱在肩上以便用手擦擦额头上的汗时，我看到今天来的人是我们预期的十倍——好像东伦敦的家家户户都聚集到维多利亚公园了，人们心情轻松，态度和蔼，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我想他们来这儿不仅仅是为了社会主义，也是为了晒太阳。他们在小摊和帐篷之间铺上毯子，坐在上面吃午餐，和自己的恋人或者宝宝躺在上面玩耍，把树枝丢给自家的狗。他们也会听小棚子里的演讲者，有时点点头，有时表示反对，有时对着小册子皱眉头；有的人在名单上签字，有的从口袋里摸出几个便士捐给某个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