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称诗国,诗是我国文学遗产中最光辉灿烂的部分,而唐诗又是其中最为通俗的一分子。

然而时至今日,即使是非常通俗的唐诗,也非一般社会公众所愿一顾者,更不必说不那么通俗的宋诗了。古今教育殊科导致今人对唐宋诗的典故、语辞不甚了了,固是原因之一,而其根本原因却在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距离古典精神渐行渐远。

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人被宣布进入了“现代社会”,现代性成了知识人鼓吹的终极理想。学者通人对于何谓现代社会,何谓现代性,当然有各式各样的解释,我的看法则是,所谓的现代社会,即是以科学主义及平民主义为基础的社会,所谓现代性,即是对古典精神的反动。

古典精神意味着重精神,轻物质;重传统,轻时俗;重精英,轻大众,而现代性恰恰要对这一切进行“除魅”。七百年的风流儒雅在现代社会里,科学成了唯一的宗教,古人对于人格内在完善的追求,对于道德伦理的崇尚,在今人的眼中,都成了难以理喻的行为。古人对于传统永远心存敬畏,而今人则代之以激烈的破坏,而且美其名曰与时俱进。在现代社会,偶尔也会有披着古典外衣的艺术出现,比如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上海京剧院的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修》,然而这些只不过是一种更加浅俗无聊的时尚。在崇尚精英的古人看来,高古、浑成之美至高无上,而倡导大众品格的现当代文学,百分之九十五关注的都是些人性的猥琐。一句话,古典精神是向上的,而现代性则是向下的。

近年来,已对现代性生厌的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这很正常。当现代性不能满足人性对于高贵和高雅的追求时,人们自然会呼唤古典的复归。坊间流传着各种版本的唐诗、宋诗,乃至明清诗的选本、注析本、鉴赏辞典,学者的高头讲章也是一本又一本地虚糜着纳税人的金钱,然而它们当中哪怕是比较好的著作,也无法回答下面的这些问题:何谓之诗?何谓之诗人?诗之优劣,该如何辨别?更不必说更多的作者己之昏昏,又如何能令人昭昭?

一般而言,对诗的欣赏有着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仅能感受到诗的音节铿锵、声韵流美,这是读诗的童蒙阶段。第二个层次,能稍知诗句文辞之美,会为一句两句警策的诗句而感动,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之类,大多数人的欣赏水平,便停留在这个层次。第三个层次,于寻章摘句之外,更能知人论世,明白一首诗的前世今生,它在艺术上的优长,这是学者的境界。而最高的层次,则为古人之哀乐,即我之哀乐,古人所处之境,所遇之事,所历之情,固不必为我所处之境,所遇之事,所历之情,而觉古人之所言,皆我之所欲言,只是被古人先一步道出。这时候,他认为好的诗都是篇不可句摘,章不可字求,他追求的是在生命层面上与古人神契。这种境界,是诗人的境界,一旦到了这种境界,读古人诗便成了一种至高的精神享受。

本书作者是一位真正的诗人,诗品人品,真醇罕匹,他对唐宋诗人诗心的剖析,自然非一般学者所能望其项背者。但是,他从未打算与今之学者争高竞长。他的用心,不止在于解诗传诗,更在于厚人伦美教化成风俗。他坚信诗教之功,如春雨之润,春阳之和,读诗学诗,都是为了拥有更加美好、更加高雅的人性。老杜诗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风化流行曰风流。儒雅,则是儒家给中国人最好的精神馈赠。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像本书作者那样,有足够厚的性情和足够好的天分,能写出淳雅深挚的诗句,但唐五代两宋七百年间诗人的风流儒雅,却是每一个敬畏传统、向往高贵高雅的中国人都应该勉力追慕的人文胜境。斯著之成,盖兴于诗而止于诗教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