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能不能诗？

至音淡薄谁曾赏，古意飘零自可怜。

不似秦筝能合意，满堂倾耳十三弦。

——曾巩《赠弹琴者》

曾巩，字子固，北宋大儒，世称南丰先生。《宋史》这样说他：“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是的，曾巩的文章在宋代名气非常大，大到什么程度？从下面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来。

苏洵在其父苏序去世后，一直想请人写一篇墓志铭，但事情未能做成，苏洵自己也去世了。苏轼和苏辙在处理苏洵的遗物时，想起了父亲这一心愿。但苏洵生时并未明言请谁来写，苏轼于是凭己意断定：父亲想请的执笔者，应该是曾巩。

宋神宗熙宁元年，苏轼给曾巩写信，希望他为自己祖父写篇墓志铭，并附上关于苏序的一些材料。这封信写得极其诚挚，开笔就说：“轼叩头泣血言。”信末这样写道：“伏惟哀怜而幸诺之！岂惟罪逆遗孤之幸，抑先君有知，实宠绥之！轼不任哀祈恳切之至！”

曾巩没有推托，写下《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是文典重清简，没有任何废词。在当时，三苏的文名已经播传天下。苏洵去世后，苏轼兄弟便请曾巩写了篇《苏明允哀辞》，此文述说三苏的影响：“三人之文章盛传于世，得而读之者皆为之惊，或叹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师至于海隅障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

由于亲恩重大，难以言说，是以古人在至亲去世之后，往往不会亲自写墓志铭这类文章，而是请他人执笔。在操办这些重要事情的时候，苏轼兄弟请求帮忙的人是曾巩，从这个选择就可以窥见曾巩文章在当时的分量。

也许是文名太大了，所以宋人对曾巩的诗也有期盼。然而曾巩的诗，似乎未能满足宋人的期待，所以引发了这一段公案：曾巩到底能不能诗？从宋代以来，这个话题就为人争论不休。譬如近人陈衍，他就对“曾巩不能诗”这个说法不以为然：“古人诗文合一，其理相通，断无真能诗而不能文、真能文而不能诗。自周公、孔子，以至李、杜、韩、柳、欧、苏，孰是工于此而不工于彼者？其他之偏胜而不能兼工，必其未用力于此者也。”（《石遗室诗话》卷二十六）

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里认为，曾巩的诗在唐宋八大家中，“远比苏洵、苏辙父子的诗好，七言绝句更有王安石的风致”。此说也与陈衍接近。

其实这些说法，比起去读曾巩诗作这件事来，一点都不重要。曾巩这首《赠弹琴者》，述说了一位弹琴者的遭遇。在某种程度上，此诗亦是诗人自述。众所周知，古琴声音低沉，不如古筝能够迅速吸引人。不过，在古人的思想中，古琴的地位高于古筝。这是因为，听似淡薄的琴音，内中实有至味。曾巩其诗与人，风味亦同于古琴。

曾巩立身严谨，为官治事亦非常严格，在生活中却显得非常温润。他与人交，知无不言，即使是招惹怨怼也不后悔；对于别人的长处，则必定大力揄扬之。据其弟曾肇说，曾巩事人尽礼，即使有人不怀善意地前来拜访，他也以恭敬之态相待，最终使客人心悦诚服而去。

王安石初时声名不彰，曾巩赏识其才，就不遗余力地把他引荐给巨公欧阳修。王安石得志之后，由于理念的不同，曾巩“遂与之异”。有一次，宋神宗问曾巩：“你觉得王安石是个什么样的人？”曾巩说：“他在文学、行义方面都不逊色于扬雄，但因为‘吝’，所以比不上扬雄。”神宗说：“王安石轻视富贵啊，他怎么吝了？”曾巩回答：“我指的是他勇于有为，吝于改过。”神宗深以为然。

曾肇说曾巩：“未尝著书，其所论述，皆因事而发。”欧阳修主政时，有次大臣讨论典礼，异议纷纷，未有定说。曾巩见此局面，遂撰文一解众惑，也为欧阳修解了困。然而在当时，即便是亲戚也不知道那篇文章是曾巩所作。直到十多年后，欧阳修退休在家，曾巩才告诉他此事。欧阳修惊呼：“此吾昔者愿见而不可得者也！”

曾巩其人如此，其诗写得如何，已经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