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中作诗，如有神助

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

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客思家。

——欧阳修《梦中作》

欧阳修曾经被贬至颍州，此诗是他在谪宦生涯里的又一杰作。作此诗的时候，他大概四十二岁，正处于政治生命中的黄金时期，诗中却呈现出一种昏凉的味道，虽然诗题是“梦中作”，但这何尝又不是他的生活写照？

诗境是静谧的，但又有着不一样的迷思。梦中的欧阳修，置身于一个凄清的环境中，承受着昏暗与寂静，只听得不知来自何方的笛声悠悠传来，千山万壑上方的月亮，都是同一表情，冰冷而拒人于千里之外；前方道路千回百转，路旁环境幽暗而百花齐开，似笑非笑地看着诗人；在那一瞬间，他发现自己像极了晋代的王质，到深山里看人下棋，一盘棋下罢，发现人间已经是沧海桑田，斧柯也已烂掉。

不知梦是人生，抑或是人生如梦？欧阳修迷惑、饮酒，酒罢醉去，试图醒来再看新的一番人间变更，但怎奈那不绝如缕的思家愁绪，伴随着酒劲阵阵袭来。他想睡去，梦中的情景却让他非常清醒。

在古人的诗里，羌笛、笛，都含有一丝幽怨的意味。比如王之涣《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李白《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又如陈与义《临江仙》：“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这些作品，抒发的都是一种惆怅幽恨的情绪。欧阳修的“夜凉吹笛千山月”，或许是一壶浓得化不开的愁绪？

陈衍说这首诗是“如有神助”，此为的论。这首小诗，四句都用了对仗——我们很熟悉的杜甫的七绝，风格就往往是这样的。欧公的诗，没有大气磅礴之格，但胜在有幽微之思。他是一个感情细腻的士子，幼年失怙，由母亲一手带大。出身于如此贫寒家庭的人，能够在士林拥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是异常罕见的，而宋代就恰恰能够提供这种宽敞的通道，供底层的优秀人才上升。

在这一点上，汉、唐这两个被后人亟赞的盛世，似乎都不如宋代。

汉代的风气是“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汉书·韦贤传》），朝廷在经学方面劝以利禄，然而当时的技术不发达，书籍是稀缺资源，平民弟子读书很不易，上进之路难以说得上宽敞。东汉末叶至魏晋南北朝，世家大族的地位牢不可破。即使到了风气发生变动的唐朝，出现过韩愈这么一位平民出身的士林领袖，然而还过着一种并不十分有尊严的生活：谀墓润笔，为富贵人家写文章以赚取丰厚的报酬。

到了宋代，面目为之大变，世家大族逐渐消失，平民中的优秀分子上升通道变得宽敞起来。他们通过科举上位，最终主导了这个社会。欧阳修就是其中的一个受益者。

受益归受益，宋代的士人却不认为这是朝廷的恩典，他们不会在享受利禄之后，就对君王匍匐不起。他们力陈时弊，阐明自己的施政理念，为不同政见而争吵，为此还在熙宁年间形成了各自有着成熟政见的新旧两党。然而天不佑宋，新旧两党都没能彻底地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反而是两派的反复倾轧，耗尽了无数人的精力。

宋朝，这个成功消除了宦官、外戚、后妃、藩镇之患的朝代，由于士君子之间的尖锐矛盾——这个局面，或许是皇室的有意引导所致——导致士君子内部消耗太大，小人乘机而进，最后是章惇、蔡京等人掌握权柄，祸害天下。

一生忧世的欧阳修，是“棋罢不知人换世”，对于未来，他还有着自己的憧憬，他希望能看到这个国度新的气象。人换世了，究竟是好的，还是坏的？他没有交代清楚。这里留下的想象空间，是欧阳修的迷惑，也是人们对于自己所处时代的迷惑。

人终归要回到大地。醒来后的欧阳修，或者迅速就写下了此诗；又或者，他是在完全清醒的时候写下这二十八个字的。但这已不重要。现实中的欧阳修，有着人们所能看到的春风得意的一面，但也有无边的无奈。从事业的角度来看，颍州的岁月，他算是浪费了。

颍州人至今仍以欧阳修为豪，这是欧阳修在荒废岁月里创造的价值。欧阳修也对这一块土地充满了感情。他一生八到颍州，在晚年致仕时，还上书皇帝请求定居颍州养老，并于这个地方逝世。

不是深情之人，不会有此举动。毕竟颍州在当时是一个落后的地方，连一个像样的郎中都没有。在一次与友人的书简中，欧阳修曾吐露过颍州的苦况：“自秋以来，老母卧病……郡既僻小，绝无医药，逮冬至之后，方得渐安。”这显然不是一个适宜退休官员待的地方。

那个时候，地方官有足够的余裕去治理一乡。谪官到来，蛰居待时，即使不为一乡谋福祉，也要考虑不使自己在去职后留下坏名声。对于古人来说，好的名声就是政绩。因为清议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声誉有瑕疵的官员。

正是由于人们对令誉的追求，滋润了古代中国的德治，养育了风雅文教。这是一项无与伦比的伟绩。今人抨击、嘲笑古人的德治，这是偏执之见。柳诒徵先生早就说过，从来就没有一个光凭道德就能治国的社会。

古人重视德治，然而何曾说过不需要法治？实际的情况是，在秦朝时期，中国的法制就已经很成熟了，然而秦朝还不是因为不得人心而导致天下大乱？古人重视德治，并非主张放弃法治，而是因为他们明白，如若人心坏掉，再绵密的法律也是枉然。

有时过于绵密的法制，甚至会危害社会的安全。《左传》所说的“国将亡，必多制”一语，在汉代险些应验。汉武帝时期，国家重税治国，人民苦不堪言。朝廷为了打击那些隐匿财产的富人，更是发明了“告缗”这一条法律，意即让人告发那些隐匿财产的人，没收隐匿者全部财产后，由政府与告发者平均瓜分。此外，“腹诽”这一荒诞的罪名，也产生于汉武帝时期。武帝后期，西汉社会矛盾丛生，幸得昭、宣二帝的调整，才免于亡国大难。

宋神宗熙宁时期，法制邃密，那些敢对新法议论的人，不是被治罪就是被放逐。之后不久的史实是，大宋一步步走向崩溃。很多时候，社会的乱象，不是靠绵密的法律就能根治得了的。当人不再畏惧清议，当风雅被击沉，法律有时只是飘舞在暴风中的一张白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