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论词书信与论词日记（第3/5页）

先生所斤斤计较者，无非在结成诗社宗派，始得谓之“派” ，故云“宋诗惟‘江西’成派，‘江湖’成派，因有许多人向同一风格写作，蔚成风气，故得成为一个流派。” 由此得出结论：“‘西昆’，体也；‘花间’，亦体也，皆不成派。” 弟今请反问先生：“花间” 非亦有许多人向同一风格写作，蔚成风气乎？何以不能成派？先生因“西昆” 有《酬唱集》，故先云“西昆” ，体也。后又云“勉强可以成派，但文学史上一般均称体也。” 就弟所见文学史而论，对“西昆” 或称体，或称派，或派、体混称，对“花间” 则一致称派，未见有称“花间体” 者，此足以驳倒先生之说而有馀矣。

先生亦承认“李白之诗，可谓豪放” ，然“李白不成派” 者，无非因李白一人而已，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故李白不成派也。然普天下皆公认李白诗歌为豪放派，非先生一手所能推翻。杜甫为现实主义大诗人，“实” 与“华” 相对，故先生谓“杜诗不得谓之婉约” ，似亦振振有词，然“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繁枝容易纷纷落，嫩叶商量细细开” ，此等句能不谓之婉约乎？杜甫之诗，有豪放，有婉约，自不能概以婉约名之，然元稹作子美墓志铭云：“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 试以文中除风、骚外所提诸家计之，“沈、宋” 、“苏、李” 、“徐、庾” ，较之“曹、刘” ，究竟华居多抑实居多？婉约居多抑豪放居多乎？是则杜诗之境界亦不难窥见矣。至于子美自己论诗，则既崇清新（豪放），亦尊华丽（婉约），故云：“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 清词与丽句并称，且皆必与为邻，此所以既“窃攀屈、宋宜方驾” ，而又“颇学阴、何苦用心” 也。然若执此以观，以为子美于清新（豪放）、华丽（婉约）二者无所轩轾于其间，则亦未见允当，究竟子美之所心仪、所欲师法者，为阿谁乎？子美于清新刚健之豪放一派，赞扬则有之，推崇则有之，此即“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是，然我未见其有继承师法之意；惟于婉约华丽一派，一则云“窃攀屈、宋宜方驾” ；再则曰“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三则曰：“李陵、苏武是吾师” 。两两相较，杜甫之欲师承婉约，已不待烦言而后明，何足下犹执意谓“杜诗不得谓之婉约” 乎？

足下谓“东坡、稼轩，才情、面目不同，岂得谓之同派？” 然世以苏、辛并称，由来已久，至有以《东坡乐府》、《稼轩长短句》合刻者，此又何故？盖正如《辞源》“苏辛” 条所云：“填词家以二人并称。苏词跌宕排奡，一变唐五代之旧格，遂为辛弃疾一派开山，世称苏辛也。” 弟才疏学浅，诚不能如唐张为之作《诗人主客图》，亦不能效宋吕居仁之作《江西诗社宗派图》，足下欲弟作《稼轩词宗派图》，弟殊愧未能应命，然若谓稼轩词未尝成派，则以足下之风格论即“有许多人向同一风格写作，故得成为一个流派” 证之，亦殊未然，岳武穆、张元幹、张孝祥、康与之、刘克庄、陆放翁、刘改之、杨西樵之词，非皆豪迈雄健，气夺曹、刘者乎？非皆词家豪放派乎？即以之列成《稼轩词宗派图》，又其谁谓为不可？足下谓“北宋词只有‘侧艳’与‘雅词’二种风格” ，弟谓“侧艳” 即“婉约” ，“雅词” 即“豪放” ，实不必另起炉灶，另立名目。凡花样新翻，而又未能为世所公认者，弟以为皆野狐禅之流，无足道也！

足下不否认诗词有婉约、豪放二种风格，但又谓“尚有既不豪放亦不婉约者在” ，此等第三种文学论殊不合于文学史之事实。“诗三百以下” ，除骚体可接踵继轨外，何尝有风、骚二种以外之“种种风格” ？“凡以模经（《诗经》）为式者，自入典雅（豪放）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婉约）之华。” 刘彦和初未尝作于此二种风格之外别有种种风格之论也，足下何所见而欲自我作古乎？若世人皆要求足下举此“种种风格” 之实例，足下其将何词以对？

渊明诗风格清新，固不得谓之婉约，但“说曹孟德是豪放派” ，又何不可之有？“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 雅润即豪放，清丽即婉约也。观夫孟德之诗：“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此等句不谓之豪放其可得乎？彦和论诗，早谓“魏之三祖，气爽才丽” ，“良以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慷慨而多气也。” 元稹于子美墓志铭中亦谓“建安之后，天下之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之间，往往横槊赋诗，其遒壮抑扬，冤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 建安文学，世有定评，足下于千馀载之后，欲推翻之，岂力所能及耶！至谓“未便说梦窗为婉约派” ，则白石、清真，皆不得列名婉约派矣，此又岂笃论乎？

弟之意见，以为如果写《词史》，必须大书特书宋词有豪放、婉约二派，豪放词以范希文为首唱，而以东坡、稼轩为教主；婉约词则以晏元献为首唱，而以屯田、清真、白石为教主。“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 ，则前者有永叔、少游、易安、方回、梅溪、梦窗；后者有王介甫、叶梦得、陆放翁、刘改之，不能尽述。纵与足下意见相左，亦在所不惜也。

足下不欲指名，弟未敢故违，即以我侪之争鸣，以《词的“派” 与“体” 之争》名之，刊诸学报，以俟世之公论如何？此复即颂

撰安

弟周楞伽顿首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二日

（三）《投闲日记》中与词学相关之资料

（1）买得《词鲭》一册，道光丙戌有斐居刊本，星江余煌汉卿集句词六十馀阕，颇浑成可喜。又《玉壶山房词选》一册，民国九年仿宋铅字排版墨汁刷印本，此亦印刷史上罕见之本也。（1962年10月31日）

（2）阅詹安泰注《南唐二主词》，颇有可商榷处。惟于金锁沈埋句不能引王濬事，为尤可异耳。（1962年11月20日）

（3）阅词集数种，于《寒松阁词》中见有《甘州》一阕，题“雷夏叔秦淮移艇图” 。去年晤王支林前辈，曾谓余言松江人擅词者有雷夏叔其人，归后检府志不得，亦不能得其词。今乃于张公束词中见之，当亦道咸间人也。（1962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