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不平等的代价（第2/3页）
图表4.2：在较平等的美国各州，赞同“多数人是可以被信任的”这一表述的人更多（只能获得41 个州的数据）。
图表4.2反映的是美国国内的信任程度，数据来自联邦政府进行的综合社会调查，这项调查监控美国的社会变迁已超过二十五年时间。与国际调查一样，调查者同样被询问是否同意“多数人是可以被信任的”这一表述。美国各州信任程度的差距为四倍，北达科他州的信任程度与瑞典类似，达到了67%；在密西西比州则只有17%的人信任他人。和国际数据一样，美国各州较低的信任程度与较高的不平等程度之间也存在关联。
这些关于信任与不平等的图表所传递出的重要信息在于，它们表明对于生活在不同社会的人而言，对生活的感受存在着巨大差异。想象一下：在90%的人都不信任他人的社会里，生活质量会是怎样；在工作时、在街上、在学校里，人们之间将如何打交道。在挪威，经常有咖啡店将桌子和椅子摆在路边，并且为感到寒冷的顾客提供毛毯。没人担心顾客或是路人会将毛毯偷走。有很多人怀念昔日的时光，当时他们可以放心地将房门大开，遗失的钱包也会物归原主。新奥尔良是美国最不平等的大城市，前文提到的卡特里娜飓风过后一片混乱的场景，以及紧张、互不信任的情绪，正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美国的信任程度从1960年的60%下降到了2004年的不足40%。然而，是不平等导致了信任程度降低，还是不信任导致了不平等？孰先孰后？哈佛大学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的《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 ）一书表明了不平等与“社会资本”（指的是人们参与社群生活的程度）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他写道：
社群与平等会互相强化……在20世纪的的多数时间里，社会资本和经济平等都是齐头并进的。就财富和收入分配而言，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美国要比一个多世纪里的其他时候更为平等……这同样也是社会联系与公民参与程度最高的时代。平等与社会资本的最高点恰好发生在同时……反过来，在二十世纪的后三十年，不平等加剧，社会资本被削弱……两种趋势发生的时机引人关注：大约在1965年至1970年的某个时刻，美国调转了方向，经济上的公正性以及社会与政治上的凝聚力均开始下滑。（第359页）
帕特南在另一篇文章中还写道：
因果关系可能是双向的。社会资本较高的州，公民更能减少不平等；不平等本身也会造成社会的分裂。
马里兰大学政治学家埃里克·厄斯莱纳（Eric Uslaner）的《信任的道德基础》（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 ）一书态度更为明确。他认为是不平等削弱了信任程度，而不是反过来。如果生活在社会资本更高的社会里，那么我们就会拥有更多朋友和邻居，这可能会增强我们对熟知之人的信任。但厄斯莱纳指出，“欧洲与世界价值调查”等衡量的是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我们并不了解这些人，而且他们往往和我们并无相似之处。他使用了多个来源提供的丰富数据，表明信任他人的人是乐观主义者，对于自己的生活有着强烈的控制感。父母的抚养方式也可能对孩子是否信赖他人产生影响。
厄斯莱纳与同事博·罗思坦（Bo Rothstein）一道对不平等与信任的因果关系进行了统计检验，该研究表明，是不平等影响了信任，“信任对于不平等并无直接影响；相反，不平等才是起因”。（第45页）]厄斯莱纳表示，“在不平等的环境里，信任程度不可能很高”；此外，收入不平等是影响信任的“首要因素”，胜于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等因素。有助于建立信任的并非平均经济水平，而是经济平等程度。厄斯莱纳的图表显示，在不平等急速加剧的时期，美国的信任程度也下降了（见图表4.3）。该图表上的数字表明了1960至1998年间，每一年的信任程度与不平等状况之间的关系。
图表4.3：随着不平等加剧，信任程度也减弱了。
多年来，不平等状况和信任程度的变化总是同步发生。当不平等加剧时，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互助也减弱了，人们只能竭尽全力地顾及自己。于是，信任程度也不可避免地减弱了。不信任和不平等也会互相强化。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我们不太可能对不是同等地位的人怀有同情之心；物质差异会导致社会分裂。
信任是重要的
帕特南和厄斯莱纳都指出，信任会促成合作。厄斯莱纳的研究表明，信任他人的美国人也更愿意花费时间和金钱帮助他人。“信任者”也往往持有共同的文化信念，认为美国是由共享的价值观凝聚在一起的，所有人都应该得到尊重和包容。他们也更加支持法律秩序。
信任不仅会影响个人的福祉，还会影响公民社会的福祉。信任程度高意味着人们感到安全，烦恼较少，将他人视为合作者而非竞争者。在美国进行的许多有说服力的研究确认了信任与健康的关系：信任程度更高的人寿命也更长。事实上，信任他人者往往生活在信任程度普遍较高的社群里，并从中获益；较不信任他人者则常常生活在类似的环境中，并因此变得更加糟糕。
对于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后身陷混乱局势的有些人而言，是否信任他人意味着生死之别。在芝加哥于1995年经历热浪时，信任他人对于求生同样至关重要。社会学家埃里克·克利嫩伯格（Eric Klinenberg）在关于这场热浪的书中指出，贫穷的非洲裔美国人生活在信任程度低、犯罪率高的地区，他们过于害怕，不敢打开窗户和家门，也不敢离家前往政府设立的避暑中心；人们也不关照邻里，以至于数百名老人和弱势人群死亡。然而，同样贫穷的拉美裔社区信任程度更高，社群生活更活跃，死亡风险也要低得多。
袭击者与特立独行之人
也许，另一项能够表明社会关系受到侵蚀、信任程度下降的迹象在于1980和1990年代运动型多功能车（SUV）的大受欢迎。在英国，这种车辆被贬义地称为“切尔西拖拉机”——切尔西是伦敦的富人区；这个绰号讽刺了在拥堵的城区驾驶大块头越野车的愚蠢行为。SUV车的名字往往会让人联想起猎人和户外活动者的形象：欧蓝德（Outlander，意为外乡人）、探路者（Pathfinder）、切诺基（Cherokee，为北美原住民部落名）、牧马人（Wrangler），等等。还有一些名字甚至会令人联想起士兵和战士等更加强悍的形象：游骑兵（Trooper）、卫士（Defender）、将军（Shogun）、袭击者（Raider）、指挥官（Commander），等等。这些车辆的地盘并非真正的丛林，而是“都市丛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