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

这一年，母亲过世了，两个月后，继父也过世了。我在收拾遗物时读到母亲的日记。若非这五本日记的提醒，我真的忘掉了自己还有一个亲生父亲。我能有这样一个继父，是前世修来的福气。我按照他老人家的遗愿，把他与母亲合葬一处。愿他们下辈子还是夫妻。父爱如山。我无法判断自己对母亲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但毫无疑问，我更爱那个与我没有血缘的男人。我是在继父过世后才惊讶地发现这点。母亲过世的那天，我哭了，心里并没有特别难受，反有解脱之意。继父葬礼的那天，我没掉一滴眼泪，当时也没有什么难受，人总是要死的，区别只在于死得快慢而已。几个星期后的一天，我在街头，发现前面不远处走着一个人。继父，我想喊出声，马上意识到这不可能，可身影的的确确是继父的。一件藏青色的茄克，一条黑裤子，头埋在耸起的肩膀里，头上还戴着一顶呢子做的鸭舌帽。那一瞬间，我以为自己已不在人世。周围熙熙攘攘的人群消失了。眼中只剩下这个越来越高越来越大的身影。

我情不自禁赶上前，猛回头——不是继父，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老人。各种各样的声音重新把我拉回到尘世。老人看了我一眼，目光浑浊，走开了。他的身影与继父完全一样。我不应该赶上前的。我失声痛哭，在马路上，在天空下。我一个三十八岁的男人竟然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雨下了起来。是阵雨，像马一样喷出响亮的鼻息。雨雾腾起。雨点带来上帝的声音。一股巨大的悲伤迎面撞来，并摧毁了我。身体里燃起细微的火苗。我听见体内细胞分裂的声音。我在这个时刻才知道，我对继父的眷恋有多么深。那个嘎着嗓子吐痰的老人永远不在了。

我把母亲的日记烧了。我能理解她的做法。她不想把这个秘密带入坟墓。但我不喜欢她这种做法。或许她没意识到——从此，我是一个杀人犯的儿子。我将独自背负这种罪感，一直到死。

我没把母亲的秘密告诉刚从冶金学院毕业的李国泰。长兄若父。我们之间的兄弟情谊并未随着他一天天长大成人而有所疏离，他在念大学时，还会把他喜欢的女孩儿以及喜欢他的女孩儿告诉我，让我帮他做做参谋。我问他打算干什么？如果他愿意，我可以替他在全地区任何一个部门找到位置，甚至是省直机关。他拒绝了我，说，机关是牢笼。进了机关，就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他不希望自己的一生是从复印机上COPY下来的。他渴望去南方，在那里寻找自己的舞台，过上一种不可测也充满机遇与挑战的生活。我没阻拦他，虽然我很想告诉他，所谓舞台，必有大小，这长宽高就是牢笼的栅栏所在。或许还可以这样说，整个世界都是一个牢笼，里面塞满大大小小的笼子。不过，少年心事当拿云。年轻人的热血总是热的。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我的一个姓汪的党校同学，已辞职下海去了海南开公司，生意做得还不错。我把弟弟介绍过去。弟弟没拒绝。从某种意义上说，南方这个已经被赋以诸多涵义的词语本身即是他的梦想。想想也是嘘唏不已，我们的生活就是被一些想象与观念所覆盖。我们是它们的奴仆。

陈映真带着李君强回到地区，在财政局综合科做了科长。我们告别了老家那个小县城，告别了那里的人那里的土。

时间像水在流向大海。身体一点点变咸，嘴里越来越渴。我并不清楚是什么东西改变了自己。我不再是几年前那个“花疯子”、“李绝后”。我不断地问自己，那两个偏执的人曾经就是自己吗？想想“花疯子”与“李绝后”的所作所为，只堪用两个字形容——疯狂。我忍不住问陈映真，“你怎么会爱上这样的人？”

陈映真白了我一眼，“你说什么啊？”

我有点尴尬。幸好，夜色掩饰了我的表情。我望着窗户外面。蔚蓝色的月光在虚空处汇成了海。我发了半天愣，换过一种说法，“你怎么会喜欢上在梨山与大成县的我？我觉得我那时挺变态的。”

陈映真扑哧一笑，用手戳我额头，说，“知道就好。你呀，那时真不是好丈夫，好父亲。怎么，打算痛改前非了？”

陈映真没懂我的意思。我扔在床头的《废都》，她翻了几页，便得出一个结论，垃圾。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我没见过写了这本被称为“当代《金瓶梅》”的作者贾平凹先生，但理解他为什么要化身“庄之蝶”。我无意痛改前非。我为隐藏在自己体内那只看不见的老虎奇怪。

老虎在深夜里叫，叫得苍茫。老虎跳出胸腔，跳出窗台，跳向蓝汪汪的月光。它是我。它也不是我。我不过是一个用来装它的盒子。指尖发了麻。月光里生出几缕袅袅青烟，形若几只仙鹤，翅翼微蓝，突然发出一声长鸣，鹤嘴随即洞穿了那老虎庞大的身躯。我猛地从床上翻身坐起，老虎与鹤都不见了。我出现了幻觉。

陈映真起身问道，一脸惶恐，“国安，你怎么了？”

我回过头，看着她，眼眶湿润了。我说，“映真，我爱你。”我把脸埋入陈映真的胸腹。我没告诉陈映真，在前天晚上，我与杨成艳上了床。我开车送她回家，她请我上去喝杯茶。然后，事情就发生了。

年底，地区改市。我代表市交通局向市人大常委会做了本年度的工作报告。全市交通建设共投资六点二亿，其中争取省、中央部属项目资金二点七亿，基本上实现了市到县通二级以上水泥路、县到镇通三级以上水泥路和60%的行政村公路硬底化。我的报告赢得了阵阵掌声。我没有告诉台下这些专门被安排来拍巴掌的人们，这几个数据既是我的政绩所在，也是我权力寻租的来源。

知道我那五十万是怎么还的吗？郑科长本人替我还的。我不过是把三千万的桥梁改造工程的标底交给他内弟开的一家建筑公司。他内弟搞的工程质量并没有让我失望。我们都是遵守游戏规则的人。这一年，我还拿出一百二十万元以实物、存折、购物卷、书画古玩等各种形式送人。其中以田副省长最多。我送上了一对价值六十万的宋代官窑青瓷，并把他的小女儿送至法兰克福留学。我的手法比起在大成县时要隐蔽一些，但老实说，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无非是借壳操作，手尾做得干净一点。

可能有朋友会骂，你李国安上台前不是拍着胸脯发誓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吗？我很抱歉，当我坐上了交通局长这个位置时，我已忘掉了自己是否说过这句话。老实说，搞权力寻租比搞华润什么的更安全。前者甚至不是说是腐败，是资源交换，是所有人心照不宣的默契。同时，因为官员的强势地位，就算有些人吃了哑巴亏，也会自认倒霉。而后者是对许多潜规则的挑战。我之所以没在大成县出大事，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鼓励改革以及刘书记对我的厚爱，岳父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