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约萨马拉（第2/5页）

所以，我们从未想过这次旅行跟以往有所不同，甚至她回来后生病，我们也没有在意。因为她从一个战火肆虐的国家回来之后都会这样，比如从利比亚、苏丹、东帝汶、加沙、老挝、科特迪瓦回来后，她都出现过咳嗽、乏力、头痛、发烧等状况。但她总会打起精神来继续忙碌，直到这些病症全部消失。

母亲也曾在回国后大病一场，不过比较少见。她曾经从波斯尼亚后来后久咳不愈，甚至我们都习以为常了，直到某一天她突然不咳嗽了，我们才意识到，原来咳嗽已经跟随母亲两年之久了。肿块、色斑、皮疹等皮肤病对母亲来说也很常见，但无论如何，她的病都从未恶化过。每次回家后她不舒服一阵子就会好，不然就病成常态，病到所有人包括她自己都忘记自己原来正常的样子。

我们总是建议母亲去看医生，她也确实去看了，从家庭医生到各种热带病专家，以及其他的病种专家。除了检查出患有乳腺癌的那次真把我们吓坏了，幸好发现得早，经过手术治愈了。除了对乳腺癌再次病发的担忧，以及切除过一个胆囊，她从未有过其他严重的疾病。我们一直认为母亲并没有什么无法治愈的疾病，她只是需要放慢脚步。

可是她慢不下来。

我们都相信，如果母亲能够依照医嘱把抗生素吃完，她就能摆脱旅途中感染的所有疾病。但不知道是出于节俭还是固执，又或者是对药物的不信任，她总是在吃完一半剂量的时候就停下来，把余下的药留着以后再吃。这点实在让我们抓狂。就算是吓唬她这么做会产生抗体也无济于事。

到了2007年的夏天，母亲的病还没好。每一个大夫、专家都确诊她得了肝炎。她的脸色开始变黄，眼白变成了带着血色的橘黄色。她日渐消瘦，没有食欲。她刚从阿富汗回来，很明显，她一定是在那里感染了肝炎。起初，医生无法确诊她感染的是哪种类型的肝炎，不是A型、B型、C型，甚至也不是D型。他们猜想可能是极为罕见的E型肝炎。尽管没有人能确诊纠缠母亲的到底是什么病，但情况似乎并不值得担忧。如果我们无法理解阿富汗复杂的政治和宗教状况，又怎么指望能辨认出在那感染到的每一种奇怪的病菌和疾病呢？

不是母亲的医生们太大意了，而是因为他们仔细排除了其他疾病的可能，且对排除的部分相当确信。他们为母亲提供了一些建议：休息和戒酒（虽然她习惯在晚餐时喝一杯葡萄酒，在庆祝时来点香槟酒，但戒酒对她来说并不太难），仅此而已。

夏天渐渐结束了，母亲的病情却在不断恶化。她很疲倦。肝炎的折磨让她痛苦不堪。她没有抱怨，只是会对亲近的人偶尔提起自己的病情。有时候，她会对父亲或我们家的其他人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找不出我的病因。”或“我休息了又休息，可仍然感觉没休息够。”尽管如此，她还是逼自己去做她想要做的事。

她有真正休息过吗？这很难说。对她来说，“懒洋洋的”一天就是全神贯注地回复电邮，或者“攻击”书桌（她总这么形容自己打字的动作，仿佛在与一个喷吐纸张的怪物搏斗，如果不杀掉它，它就会把一切破坏殆尽似的）。只有在看书的时候她才会真正安静下来。

看着母亲辛苦地支撑着身体处理生活中需要她帮助的种种需求，家里其他人开始紧张起来。我们不能因为她拒绝休息，老是病怏怏的，就跟她生气，于是只能对彼此发怒——迟到、早到、忘记生日、挖苦，甚至买错了冰激凌的口味，都成了我们发泄的借口。我们尽量不让母亲听到这些拌嘴，但有时还是让她听见了。她总是有办法解决问题、消灭问题，让吵架的我们感到无比愧疚。

那是个忙碌的夏天，母亲和我没法像其他日子一样悠闲地看书。我指的是那种无论在哪里都可以日复一日地整天看书的日子。于是，我们只能找一些薄点的书来看。我看了伊恩·麦克尤恩的《在切瑟尔海滩上》，即使阅读速度很慢的人也能一个下午看完。母亲的阅读书单里也有这本书，她问我看完感觉如何。

这些年，我们都看了好几本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他的早期作品充斥了各种残酷的情节，包括谋杀和恋尸癖。母亲说她在战争区域待得太久了，以至于对黑暗题材的书产生了兴趣。这些书能够帮助她了解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而我喜欢黑暗题材书籍的主要原因是——通过与书中故事的比较，我会觉得现在的生活还不错。伊恩·麦克尤恩的近期作品不那么极端了，甚至还有点欢愉的味道。《在切瑟尔海滩上》是他刚刚面世的新作。

从某种角度来说，与七十三岁的老母亲谈论《在切瑟尔海滩上》一书是很别扭的事。书中描写了一对1962年结婚的新婚夫妇的初次性经历。作者对这个过程中的种种狼狈做了详细的描述。我没跟母亲说起这个部分，只把焦点放在书中精彩而又悲怆的结尾上，讨论了两位主角最后的命运。我被《在切瑟尔海滩上》感动了很久，以至于一段时间内我都不想碰其他的新书。

“我总在想事情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在告诉了母亲那对夫妇的命运后，我这么说道。我知道她总会先看结局，所以很放心地讲出来了，完全不担心让她有剧透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母亲回答，“应该不会，也许是主角们觉得事情应该有不一样的结果，所以你才会这么想。”

我们又聊了会儿这本书。我仍然对书中的性爱内容避而不谈——倒不是因为母亲有多守旧，而是我不敢在父母面前谈论这类话题，这是为人子女的经典恐惧吧？我清晰地记得在我十三岁那年，与父母一起看彼得·谢弗的话剧《五指练习曲》时的情景，当剧中的男女脱光衣服准备做爱的时候，我恨不得立刻变成椅子上的花纹。

七月的一天，我们的话题从麦克尤恩的书转到了家人的行程上——谁应该在何时到达何处。然后，母亲又出现了随时换话题的毛病。她会突然提起肝炎怎么总治不好，身体没办法恢复，食欲不振，人也不舒坦。但她确信自己会很快好起来，重新恢复食欲和健康，只是早晚的事。同时，她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家人、朋友的，以及那个建在阿富汗的图书馆。一切都需要她的帮助，她也乐于帮助，只是希望她的病能快点好起来。

那年八月，全家人（哥哥和他的妻子；妹妹和她的爱人；我和我的爱人；五个孙辈的孩子），还有几个朋友一起去缅因州旅行，庆祝父亲的八十大寿。母亲张罗了几乎所有的事：早餐聚会、游船、参观洛克菲勒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