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约萨马拉（第4/5页）

“是个好主意啊，妈妈。”

然后话题转移到我身上。“你准备休息一下吗？”她问。

“我还有太多事情要做。”我有些回避地说，“我都不知道怎么才能把事情做完。”当时我是一家出版社的总编辑，正要奔赴德国参加十月的法兰克福书展。

“你只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其他的做不完也没有关系。”母亲总是这样劝我，但她自己却永远也做不到。“妈妈，如果你能做到，我就一定能做到，我们来打个赌。不过，无论如何，接下来这几天你还是会很辛苦，而且你现在身体还不舒服。”

母亲每天都会去医院陪父亲几个小时。她还要抽时间和几个伦敦来的朋友叙旧，也打算跟他们一起开几个小时的车去看望另外一位患了脑瘤，只剩下三个月到两年生命的朋友。周末时，她还得去看另一位新医生。

我意识到，在母亲的诊断结果出来之前，我们所有人都陷入了一种疯狂的忙碌之中。聚餐、宴饮、拜访、义卖、开会、排期、接人、买票、做瑜伽、上班、去健身房……我们都害怕停下来，因为一停下来就会感觉不对劲。各种各样狂热的活动似乎是我们生活中最需要的。只有父亲慢了下来，虽然那也是在他被困在医院接受注射之后的事了。一切都会没事的，什么事都可以重来，从头避免，只要我们继续忙碌就好了。

一周后，我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在我将要参加一场满是出版界人士的晚宴时，母亲打电话给我。她告诉我，医生几乎已经确诊她得的是癌症。肝炎的症状不是病毒性引发的，而是她的胆管长了肿瘤。如果只有那里有癌细胞还算是个好消息，但是癌细胞很可能已经从胰腺扩散至胆管了。如果是这样可就有点不妙了。她的肝脏上也有些癌细胞。“别担心，没事的。”母亲说，“你不用提早回国来看我。”

我不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母亲又回答了些什么。但她很快转移了话题，开始讨论我的工作。不久前我对她说我开始对自己的工作感觉疲惫，跟所有那些抱怨自己工作的白领一样，太多的会议要开、太多的电子邮件和文件要处理。母亲让我辞职：“提前两周通知公司就可以了。走出大门，然后再决定以后做些什么。如果你足够幸运、有资格辞职，就要把握住机会。大多数人没有那么幸运。”这并非由于得癌症而生的新想法，而是母亲一贯的观点。虽然她热衷于对日常生活精确到分钟的安排，但也理解偶尔服从冲动的重要性，只要那个冲动能够导向一个正确的决定。

挂了电话之后，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出席晚宴。餐厅距离我的酒店大约一英里，我想走路过去，顺便理理头绪，可是我的整颗心都乱了。与我一起主持晚宴的是我的一位好朋友。我只告诉了他一个人关于母亲得了癌症的事情。我感到头昏，几乎要晕过去。面前这个喝着啤酒、吃着炸肉排、不时大笑的人是谁？我命令自己不要多想母亲的事，不要想她是否感到害怕、悲伤或愤怒。我记得她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她是个战士，她会与癌症抗争到底。我记得我说我知道她会的。我想我应该没在电话里说我爱她，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太煽情了，好像要永别了一样。

晚宴结束后我回到酒店，环顾着房间，然后望向窗外。美因河几乎消失在城市的繁灯下。下着雨的夜晚，湿润的道路闪闪发亮，模糊了河流、人行道和车道的线条。酒店员工把我那蓬松洁白的羽绒被叠得整整齐齐的，床边是一叠书和酒店的杂志。但这个夜晚，我看不进去任何文字。我醉得厉害，迷茫充斥了我的内心，我失去了方向感。那一刻，我心知我的生活将会永远地改变，而且永远也无法复原。我看不进去书，于是就做了些在酒店里该做的事情。我打开电视，不停地调换频道：从浮夸的酒店频道换到账单频道，再换到欧洲体育频道和各种德文频道，最后停在CNN的克里斯汀·阿曼普以及拉里·金熟悉的面孔上。

后来我和母亲谈及那个晚上的时候，最让她不可思议的部分是我竟然看了电视，而不是书。母亲这一辈子，只要感到悲伤、困惑和不知所措，她就没办法专心看电视，但总能在书中找到庇护之地。书能让她集中精力，使她平静，带领她走出来，面对现实，而电视只会扰乱她的神经。

W.H.奥登有一首诗叫《美术馆》，创作于1938年12月，就是在反犹太的“水晶之夜”事件之后。诗中描述的是画家彼得·勃鲁盖尔的一幅画作，画中伊卡罗斯从空中坠落，其他人不是在忙于他事就是视而不见。书展接下来的几天，无论谈论书籍、出席会谈还是吃法兰克福苏打饼，我常常想起这首诗。诗的开头是这样的：

“描写苦难，他们总是不会错。

这些古典大师，他们深知苦难在人间的位置；

深知痛苦发生之时，别人总是在进食、开窗或者木然踱步。”

那段时间，我感觉这些“别人”就是我。母亲在承受痛苦，我却在继续我的生活。

我鼓起勇气跟我的哥哥、妹妹，他们的爱人、父亲（此时他已经彻底康复出院了），以及大卫谈了谈。我们替彼此打气，说这只不过是个警醒的信号，没必要陷入恐慌。电话打得没完没了，每一次的对话都会被另外一个人转述，然后引起另一个电话，如此循环，无休无止。我们都花大量的时间上网阅读相关信息，了解这种癌症的可怕之处。很多事都还不清楚，谁都不敢妄下定论。

“妈妈，你确定不要我现在回家吗？”在书展期间，每次与母亲通电话，我都这么问她。

“别傻了。”她说，“好好享受你的旅行。”在一次电话中，她终于详细复述了她如何得知自己患了癌症，也谈到了她的第一位肿瘤医生。在这位医生询问母亲是否在外工作的时候，母亲和妹妹立刻就对他产生了反感。母亲对我说：“你觉得医生会问一个男病人这样的问题吗？”她还大力夸赞妹妹的表现。妹妹对所有问题的回答都非常有条理，提出了所有该问的问题。她在苏联工作过几年，知道如何在必要的时候反击。

“所以，这一次的教训是……”母亲停下来。我等待着，想象不出这个教训是什么。“教训就是，救援组织应该告诉人们，如果要前往阿富汗这样的地方，不要把旅途期间或之后患的所有疾病都归结到这次旅行中。很可能只是巧合而已。我们必须要让大家知道这一点。”母亲说。

这就是不幸中得来的教训？一条人道主义援助人员赴偏远国外的工作须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