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来·法拉先生（第2/6页）

这次书店之行后，我带回了约瑟夫·铁伊的《博来·法拉先生》，还有不小心被我碰到从书架上掉下来的《萨默塞特·毛姆选集》。母亲选了杰罗米·K.杰罗米的《三人同舟》，记述了1889年的一次滑稽的船游旅行。我们的一个朋友坚持说母亲看过这本书。我很确定母亲看过，但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这本书。

“妈妈，我还从纽约带了本书来。”我们离开书店走向汽车的时候，我说。那天佛罗里达的天气挺冷的。我的停车水平很差，不像一般的驾驶员把车停在靠近大门，但需要高超的技术才能停得进去的地方，而是选择即使是重型机车司机喝醉了酒都能停进去，离门口很远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之前告诉过你的那本书稿——《最后的演讲》，卡耐基·梅隆教授写的，患有胰腺癌症的那个。”

“他还好吗？”母亲问。

“我想他还在坚持着。几个星期之前，就在我辞职之前，我跟他通过一次电话。他人非常好。”

“我在卢斯特花园的朋友也是这么说的。他们非常爱他。”母亲最近与卢斯特基金的人在联系。这是一个致力于为胰腺癌相关研究筹措资金的机构，也着力于提供提高民众对胰腺癌症状的意识以及改进治疗方式，它的成立是为了纪念一位在五十四岁时死于胰腺癌症的有线电视公司的管理人。

我不确定母亲是否想要读一本开头就很惨淡的书，作者在开始就清楚地说他知道自己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了。我们回到母亲的住处后，我决定把书稿放在早餐桌上，当作我的“员工推荐区”。这样，母亲就可以随手翻看两页来决定是否去读这本书。

“你怎么不去沙滩走走？我打算把脚抬起来休息一下。”

于是母亲坐在沙发上，我手里拿着铁伊的书走了出去。

我坐在可以眺望大海的椅子上，不知不觉竟待了很长时间。在沙滩上阅读是一个理论胜过实际的事情。阳光太烈，我的太阳镜不是渐进式镜片，所以我需要把眼镜摘下来看书。人们走动时还搅起微型的沙尘暴。炎热的天气让人口干舌燥，清澈的海水让人想放下书去游泳。有时我拿的书不适合，当周围是歇斯底里兴奋尖叫的孩子们时，太过严肃的书根本看不下去，在欢笑的情景下也很难保持严肃的心态。

但今天真的是个在沙滩上阅读的好日子，《博来·法拉先生》一翻开就吸引了我。这本书写于1949年，让我想起派翠西亚·海史密斯在时隔六年之后出版的引起轰动的《天才雷普利》。这两本书里都包含谋杀、谎言以及江湖骗子。铁伊机智之处在于：凶手是唯一知道江湖骗子底细的人，但他无法揭穿这个事实，因为会牵连到自身。除了情节之外，书中关于英国乡间生活的描写也让人陶醉：银盘服务、马匹、起居室的下午茶，还有盛装晚宴，丝毫不会沉闷。

铁伊于1952年因癌症去世，享年五十五岁。她的本名是伊丽莎白·麦金托什，出生于苏格兰的因弗内斯，是水果商人和教师的女儿。她从不接受采访，也没有亲近的朋友。我不仅没有看过她的书，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她的名字。但我发现《博来·法拉先生》激起了我强烈的兴趣，很兴奋地把这本书拿给母亲。

看书的时候，我不时地都会强迫自己停止，放下书本好好想一想。我想的事情跟我说的谎言有关。如果我告诉母亲那个假发不好看，会对她更好吗？可能不会。可是我费了好大力气也想不起来母亲有哪一次对我说谎。只是把我的玩具海龟送给了孤儿们那件事，也不像《博来·法拉先生》那样找另外的假海龟代替。她也说过其他的谎，明明事情很棘手，她还保证说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那么她这是在说谎吗？她说她不疼，但我们在私底下看见她的时候发现她满面痛苦，深吸一口气，或是紧咬着下嘴唇。

该是到了离开海滩回到公寓的时候。我走进门时，母亲还是坐在沙发上，背对着我。她面前的咖啡桌上放了一沓纸张，是《最后的演讲》。

“你觉得怎么样？”我问她。

“看这本书，让我觉得自己非常非常幸运。”

“真的吗？”我觉得有必要表达得更清楚一点，“但你跟他的情况一样啊。”

“当然。但是他有三个年幼的孩子，他再也没有机会看着他们长大了，也再没机会知道当爷爷的感觉。”

大陆漂移

许多人愿意谈论死亡，但很少有人愿意谈论即将到来的死亡。母亲正好相反，所有问她这一问题的人，她都清楚地向其明白表示：她知道自己患上了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而这疾病最终也会让她死去。任何提到一年之后的话题（比如，一个朋友孩子的婚礼），都会将这个死亡话题摆上桌面。母亲通常会说她很乐意参加，如果她还在，身体还允许的话。但有时她就会非常直率地说她认为到时她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有些人继续忽略母亲谈论自己癌症的方式。“我肯定你能好起来的。”他们会这么说，或者说“你会战胜这个病的”，或者他们会讲述那些得了绝症的朋友、亲戚或明星们，如何奇迹般地从一个毫无希望的绝症中痊愈的故事。

一谈到这些，母亲偶然会表达她的挫折感。人们愿意相信她会好起来，有时，我觉得她真的得到了莫大的安慰，也真的认为会有奇迹的存在。有些日子她想要谈论她的死亡，有些日子她不想谈。有时就是上一分钟和下一分钟的转变，感觉就好像坐进一辆横冲直撞的车里，司机随心所欲地更换车道，也不给别人任何信号。这一分钟我们都在谈论她的葬礼，突然之间她就盯着亚历山大·麦考尔·史密斯的电视剧《第一女子侦探社》，然后不喘一口气地立刻又回到葬礼的话题上，教堂里不要摆花；道格负责所有的仪式方面的事宜（他们已经就念诵什么悼词、演奏什么音乐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整个仪式绝对不能超过一个小时。

母亲被诊断为患有癌症之前的几年，在她和父亲发现了善终运动以及了解了临终护理的含义后，他们就跟我们谈过自己安乐死的决定以及他们的遗嘱，还有其他已经签署完毕的法律文件。他们强调说希望在家里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当他们的生命迹象衰败后，如果有明确迹象表明他们的生命已经终止，不要用任何的举措来试图挽救他们。可能这也是母亲为何能平静地讨论自己的死亡以及后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