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十年·十人(第3/3页)

张高发从安徽赶去河南,带了一只火腿,拿编织带紧紧捆住,用一根小木棍挑着。这只火腿让朱明勇心酸。“马廷新这个案子,如果不是我辩护,如果我没提到袁连芳,如果媒体的记者的报道里面,也不写袁连芳这个细节,如果这篇文章没有在新疆出现,如果没有张检,如果他们没有再找到我,如果勾海峰没作案或者没被抓住,如果张高平没看到那期节目,都可能就没有了今天这一切。”

他免费代理了此案。带张高发去高院时,才发现之前七年的申诉没有任何登记。他俩在高院前的台阶上茫然呆坐,像个“讨饭的”。

从那时起,到这个案子再审,等了很长时间。朱明勇一直存着张检发给他的短信:“我今天就要退休了,你做这起案子不要放弃,每当夜晚,夜深人静,我想到张高平向我哭诉,我都难以入眠。”

张飚检察官,是这期节目采访中唯一向张高平道歉的人。

他受理了张高平在狱中的申诉,调取袁连芳的资料,并向浙江高院、高检发了至少五六次材料,希望能启动再审。我问有回复吗?他说比较少。我说比较少是多少呢?他犹豫了一下,说有人打过一个电话,说处理后会回复。我问回复了吗?他说,没有。

我问他:“也可能有人觉得,如果您是工作需要,职务行为,你发了一次就可以了,但是您发了多次,有可能就会有人觉得有压力,这个压力也有可能回到您头上来,您不担心吗?”

他说:“我在少年时代,曾经被别人冤枉过一次。上小学的时候,有个人地里的西红柿被偷了,说是我偷的,叫我去指认,当时我就痛苦得流出了眼泪。我今年六十多岁了,我仍然没有忘记小时候发生的这件事情,没有做这件事情的人受到了冤枉以后,内心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张高平对我们充满了希望,他说检察官是最公正的,是法律的监督机构,他虽然在诉说自己被冤枉的过程时痛哭流涕,但是他最后说的一句话是他相信法律,相信法律会给他一个公正的答复。”

这句话深深刺痛他,他一直自责:“没有让他在我退休之前获得这个新生,就是没有盼来有关部门对他这个案件进行启动再审程序,退休以后经常想起他,总觉得心里忐忑,每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一想起这个事,他那痛苦的表情就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就很长时间不能入睡。他是罪犯,也是公民。”

无罪判决公布后,我问他的感受,他说到张高平痛哭着给他打电话时,忽然说不下去了,我是电话连线,听到他的沉默,有一点不安,叫了一声“张检”。

他克制了一会儿,清了一下喉咙,说:“对不起大家。”

我说:“谢谢您张检,谢谢您。”

不只为他做的事情,也为他分享的感受,有了感受,人才被当作人对待。

十年十人,本不相识,命运交缠,有人死去,有人咬牙活着,有人得到盛誉。有人将他人作为工具使用,有人在无辜者的哭声中不得安眠。我们都嵌在这个世界之中,因因相循,彼此影响,直至无穷。

在再审被宣判无罪的法庭上,张高平说过:“你们今天是法官和检察官,但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的话,你们的子孙也可以被冤枉,也可能徘徊在死刑的边缘。”

此案并非孤立,不是由一个“神探”独自促成。公检法的架构本已是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它的设置本来就是要防止司法权的滥用和专断,及时纠正可能出现的偏差。如果能够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原则,无罪推定,疑罪从无,不刑讯逼供,非法证据都能予以排除,本用不着之后十年中无数的巧合才能澄清此案。

2003年,如果能听取张氏叔侄的说法,在王冬下车的地点,排查过路的出租车,当时车上都装有GPS,如果勾海峰的车被发现,进行了DNA比对,就会发现,勾海峰的DNA与王冬指甲里男性DNA高度吻合。那么也许两年后,张高平的孩子已经会爬在爸爸背上玩乐,张辉跟新婚的妻子刚刚攒够钱买一辆新车,而吴晶晶二十六岁,正是最好的年华,仍然笑容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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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央视《看见》栏目主持人,曾担任《新闻调查》出镜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