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 老板

黄小强想要一台VCD机。他想要一部手机。他想要辆车，可以去做个的士司机。他想要往股市里投更多的钱，他想要增加他的收入，让他身边的人，包括他的父母，妻子，两岁的儿子住上更大的房子，更多安全感。他想要全部这些东西，但现在他有的只是一家米粉店，叫做学生之家，而他尽力把它做好。

这家米粉店有的，是一个好位置。它多少算是在江东区的中心，街对面就是师专的大门，那儿有女人在摆摊卖些水果，小吃。几乎总有学生坐在餐馆的六张桌子上，而在星期日晚上生意尤其繁忙，当学生们上完了政治课，前来吃晚饭。在学生之家楼上，有一家可疑的卡拉OK，在晚上，小姐们会下来用餐。小姐们带着BP机，化着浓艳的妆，大声说着话，她们边上就坐着面孔稚嫩的学生，刚刚结束他们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讨论。

黄小强认识所有的当地人——公交车司机与水果摊贩，陶瓷厂的工人，以及小店主，学生与卡拉OK的小姐。他知道他们的例行日程，公交车的时间表，工厂的排班，以及师专的政治会议，而他个人的例行日程则与江东区其他人的生活缠绕在一起了。餐馆的时间表很简单：早上六点开门，晚上十一点关门。“很辛苦，”黄经常说。不过他的话只有一半当真，因为他有太多的帮助了：他的父母和他的妻子，一个漂亮的二十五岁的女人，名叫冯小芹。他的大姐，在街下方的陶瓷厂上班，也时不时过来帮助。而通常那儿还有别的工人，亲戚，以及朋友，从黄的家乡白涛村来，那是在涪陵的南面。事实上，在所有的工作者里，黄小强可能是最不努力的一个。他的妻子与母亲是餐馆的梁柱，因为黄花了太多时间抽宏声牌香烟，培养与当地人的关系。

他二十六岁，在五年前，他从成都乘长途火车去了新疆找工作。“太冷了，”他说。“那儿有工作干，而且还不错，但天气不行。冬天太冷，夏天太热。”下一年，他往南去了广州，那儿天气比较好，但工作却不对他的口味。

对于四川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常见的范式。在过去，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超过1.2亿人的家。在1997年的三月，它被一分为二，涪陵以及其他的江城归入了新成立的重庆直辖市管辖。这个变化是要提升这个地区的管理水平，也是为了三峡工程准备，但这个分割时间太短，影响不到一般人对四川的观念。涪陵居民仍然自称为四川人，而这片地区还是毫不缺人。世界上每五十个人中，就有一个来自四川。

而且他们经常会去别的地方。这片地区的大山与河谷很久以来都是艰苦生活之地，使得年轻人离开这里，在每一个中国城市里，都可能见到四川移民。他们常做的工作有餐馆，或者建筑工地，或者美发厅的员工。中国的城市居民通常不怎么喜欢四川移民，说他们工作勤奋，然而没文化，聪明然而不可信赖。有些人说四川女人水性杨花；四川男人狡猾。那些当然是我们所熟悉的刻板说法，窠臼印象，对于世界上任何地区的工业移民都是一样。而那些话对四川人来说，一点也阻碍不了他们的决心，也跟其他离开艰苦环境的人一样。四川人另外有一些出名之处，在他们吃苦的能力。他们不理会人们怎么想，而且他们不在意找到的工作是什么，只要那是工作。而他们一群群继续离开。

但黄小强回了家。他结了婚，买了这家米粉店，堕入了常规的生活。在早晨，他与其他工人做抄手，馄饨的当地版，在中午，他们忙着应付午餐的高峰时段，夜深时，当第二天用的米粉到了，他们把软软的一根根捆作五盎司的一把把，为明天做好准备。一天又一天，都是一样。

在店里，黄小强很少谈及政治。一天夜里，当被问到政府时，他耸耸肩，说关于中国的政策，他可没什么关系。“江泽民很大，”他说。“而我很小。”

他注意到一本英文书的封皮上有毛泽东的照片，那是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而他读着标题。“看不懂，”他说，笑了笑。但他理解那照片；他家的墙上有毛泽东的画像。“毛泽东是我们的领袖，”他说。“在革命期间，他是个伟人，但后来……”他摇摇头。接着就是一个故事，那种故事在中国非常普遍，而对一个外国人来说，又让这个国家变得无比的陌生。

这是个短篇故事。黄的祖父是一个地主，而在1958年，在共产主义的土改期间，他被处决了。黄向我展示他们怎么毙掉他的——在后颈上——然后他笑了。但这是个很不踏实的中国式笑容，里面没一丝幽默。它只是替代了那些没说出的话。

但在中国近代史的狂流之中，1958年乃是很久以前了，这也是那些故事如此简短的另一个原因。故事讲了，又走了。

“今天所有事情都好多了，”黄小强说得很快。“在过去，你不能自由说话。一旦你说了什么，就总是担心它是资本主义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但现在不是那样了。自从邓小平做了领袖后，所有的事情都好了。生活水平高多了，我们可以做生意。我们现在跟地主一样了。”

这话引发了餐馆里一次简短的议论，有顾客跟黄争论起来。那个词儿“地主”还是有政治意义的，也许他用得有点轻佻。但这争论没持续多久；其他人意识到，他所指的乃是机会，而非剥削，而且无论如何，他们中没一个关心政治。多数人跟黄一样，乃是独立的工作者：的士司机，摆摊的，小店主。他们不属于单位，那就意味着，他们的收益，只决定于智力，努力，和运气。

单位的缺席，也意味着他们享有相当的自由。黄小强不参加任何政治集会。没有人告诉他工作多少小时，或者店里该提供什么服务。他交的收入税很少，而且跟他实际赚多少没什么关系。一个政府官员每年来一次，预估餐馆的月收入，然后黄交上10%。现在，预估值乃是一个月一千块，由是，他每月交税一百块。事实上，餐馆每个月一般收入两千到三千元，但不管怎样，税还是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好处在于，小生意可以几乎不受约束地资本主义化，对黄的家庭来说有好处。

但另外一个特色乃是政府对没单位的人不提供保险，是以餐馆的工作时间乃是十七个小时，而黄小强想找新的路子赚钱。与此同时，他又满足于经营餐馆，对中国的政策，他既无怨意，也没有广阔的视野。而他的非单位顾客们多少也是一样。他们只是想工作，混出个好日子，而且，也许，像黄一样，跟家里人一起工作，他们的幸福就翻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