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沙子（第2/4页）

在西坨古，一群人围着政府大院乱转，闹哄哄的。第一眼看上去像是个什么节日，但随后我就看到了两个官员。他们穿着整洁的蓝色上衣，端坐在院子中央的一张木桌子后。桌子上放着一个金属箱子。时不时地，一个村民会走上前来，在一个本子上签名，然后把一张纸扔到箱子里。

中国的选举不是什么稀罕事。在城市里，选民可以选出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代表制的政体有三个等级，这是最低的一级。人民不能直接投票选出另外两个更高级别的代表，也没有任何合法的政党能够反对共产党。在申奥考察期间，北京奥申委向国际奥委会提供了一份关于中国政治的简单介绍：

中国还是一个多党派的国家。如今中国有9个政党。在国家做出影响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重大举措或重要决定之前，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会与其他党派进行商议，以做出最佳的决策。

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欢迎多党派和候选人的存在，只要他们获得了共产党的认可。

不过，在乡下的某些地区，选举更为自由。官员有时会让村民们选出他们自己的领导者，而非严格掌控候选人的名单。共产党觉察到这种政策的效率：当地人知道哪些人贪污受贿，他们会选出真正能干的人。在外媒的报道里，这种选举的发展被称为“村级民主”，有时候甚至会拔高到称赞其为“未来政治改革的标志”。不过没有清楚到底有多少村民真正拥有自由的选择，而共产党也从未在城市里实行这样的政策。这个话题仍然属于敏感话题；实际上外国记者从未能自由地接触一场选举活动。

在西坨古，很快就有一群村民围住了我。我向他们解释，我昨晚在这附近露营，他们都哈哈大笑：“沙尘暴啊！”一个兴奋的中年男子把选举名册拿给我看，那名册的背面是用木头做的。名册上写了5个候选人，两个姓彭，两个姓周，还有一个姓唐。

“在这儿，几乎所有人都是周姓或彭姓。”他向我解释道。这男人的名字叫周丰民（音），他镶着一排沉甸甸的金牙。我问他选了谁，他的表情马上严肃起来。

“这是个秘密。”他说。

“你选了姓周的人吗？”

“这和姓没有关系。”他坚定地说。“就是看谁更好一些。”

我研究了一下选举的牌子。上面列出了三个职位：两个“委员会成员”，一个村长。每个候选人的名字下面都写上了他/她所属的政党和学历。候选人中有两个是初中毕业生，有三个是高中毕业生。只有两个人是共产党人。其他三个人的政治面貌只写着“群众”。我喜欢“群众”这个词，它开发了一系列“新政党”的可能性：一帮人、一伙人、平民大众。

我正在看选举牌的时候，其中一个官员走了过来。他看见我时，并没有像其他村民一样兴奋。他说：“你为什么在这儿？”

我告诉他我在沙尘暴里露营的事。

他问：“你在北京是做什么的？”

此时我在这次旅程中犯了第三个致命错误。我的三个错误是这样的：第一，3月份就露营；第二，忘了带上护照；第三，诚实地回答官员的问题。我应该说我是个学生或老师，但也许当时那些沙子让我脑子变迟钝了吧。

“我在北京是记者。”我说。“我现在是度假。我正准备去下一个村子，然后就回家了。”

“你为何不进办公室来喝口茶呢。”那男人微笑着，很有礼貌地说。但他的话却不是一个提议而已。

办公室的门上有一个标志，写着“消费者中心”。两个官员带我走进去，然后让我坐在一张破沙发上。有人往塑料杯里倒了茶。墙上挂了两张纪念海报：“消费者日”，还有“澳门回归祖国”。一幅满是灰尘的挂历上印了句口号：“明天会更好”。挂历是三年前的；这看起来不太妙。

一个官员打开了抽屉，里面有个电话。他小心翼翼地把电话拿出来，就像神父在拿圣器一样；然后他拨了一串号码。另一个官员说话了：

“你的身份证明呢？”

这时我才意识到我把护照放家里了。我无奈地把一张名片递给了他。

“你在这儿有车吗？”

“没有。”

“那你打算怎么走呢？”

“我会沿着公路走，然后坐公共汽车。”

“你以前来过这儿吗？”

“没有。”

打电话的人说完了，他重新关上了抽屉。有那么一会儿，我想也许他们会放我走了。他们现在看起来轻松多了；他们问我在哪儿学的中文，我们聊了一会儿。然而电话响了。

每个人都盯着那个抽屉。那人打开了抽屉，拿起了听筒。

“他在这儿。”

停顿。

“只有一个。”

再次停顿。

“你可以在12:30前来到这儿吗？”

他压低了声音，说了些别的。他把电话放回去，锁上了抽屉，钥匙揣在兜里。他往后面一靠，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他们什么时候来？”我问。

“谁？”

“警察。”

那个官员什么也没说。

“这没什么。”我说。“我没有干坏事，我也不担心。我只是想告诉你，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可以现在就走。这样大家都不用麻烦。”

“等一会儿，我们会派车送你走。这更安全。”

“这一带很安全，天气也很好。”我说。“我怎么来的，就可以怎么走。”

那人看向了别的地方，说道：“车很快就到了。”

每次拘留我的运气都很坏。在中国，外国记者在去任何一个地方采访前，都应该向当地的政府部门提交正式的申请；不过现在几乎没人会乖乖地遵守这个规定了。通常，没有申请也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只是偶尔会有人因此而被拘留。我认识一个英国记者，他被拘留时身上带着机密的政府文件，那是他在刚刚进行的采访中获得的。有人向警方透露了这个消息，当警察抓住这个记者的时候，一整个电视摄制队就在现场等着。警察成功地搜查出了文件——又一个外敌被抓住了。这才是货真价实的拘留：警察满足于抓到了违反法律的人，记者至少知道他的采访做得挺深入，以至激怒了政府。

在中国，我有两回从公厕走出来的时候被警察给逮住了。一次是在福建省，当时我正在出外采访，我要写的报道一点儿也没有敏感的话题；一次是在甘肃，我只是随意游荡，不经意地闯入了一个不对外国人开放的小镇。没人会从那些拘留中得到满足感。理想化的情况是彼此间有一种相互对抗的气氛：记者追求真相，警察维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但一外国人在一个不对外国人开放的小镇撒尿而被捕，这很难让人产生什么积极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