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我那位新华社的朋友是对的：有些事情对外国人来说更容易办到。然而这种容易，却可能出自于一种不道德的理由。我来清华大学的路上，就对自己说，一定要出其不意、让李教授大吃一惊，否则那些历史的细节就可能无法还原了。然而，如果李教授的反应是变得戒备或发怒，我会好过一些；他的懊悔让我的感觉要糟糕得多。写那篇批评稿的作者，那一年只有2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