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环绕我们的海洋

地中海射线帽贝(Patella caerulea

阿拉贡堡(Castello Aragonese)是一座从第勒尼安海中笔直升起的小岛,看起来就像只乌龟一样。它位于那不勒斯南方约30公里处,可以从较大的伊斯基亚(Ischia)岛上通过一座又长又窄的石桥到达。在桥的尽头有个售票亭,花10欧元买张票就能让你爬上那座赋予这个小岛名字的壮观城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乘电梯上去。城堡中有一个中世纪刑讯用具展览,还有一间很有意思的酒店和一家室外咖啡厅。在夏天的夜晚,这家咖啡厅应该是个绝好的去处,既可以品尝金巴利开胃酒,又可以遥想恐怖的过去。

像许多其他的小地方一样,阿拉贡堡也是极其巨大的自然伟力的产物,具体来说是非洲板块向北的漂移,每年能让的黎波里向罗马靠近两三厘米的样子。沿着两个板块间的复杂岩层褶皱,非洲板块被压进了欧亚板块中,有点像是一块金属板被硬塞进熔炉之中。这个进程偶尔会导致剧烈的火山喷发。其中发生在1302年的那次火山喷发令伊斯基亚岛上的全部居民不得不躲到了阿拉贡堡。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板块漂移的进程只是让海底的一些孔洞中冒出一串串的气泡而已。这些气泡里百分之百都是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有很多有趣的性质。其中之一就是能够溶解于水中形成酸。我是在旅游淡季一月底去的伊斯基亚岛,专门要到那冒着气泡的酸化海湾中游泳。海洋生物学家杰森·霍尔-斯宾塞(Jason Hall-Spencer)和玛丽亚·克里斯蒂娜·布亚(Maria Christina Buia)答应带我去看海底那些冒泡的洞口,前提是天气预报说的暴风雨并未到来。出海那天是阴冷的天气,天空是灰色的,我们乘着一条改造成考察船的渔船颠簸前进。我们绕着阿拉贡堡,在距岛上崖壁近20米处下锚。在船上,我看不到那些洞口,但能看到它们存在的迹象。藤壶组成了一条发白的条带,绕在岛的根基上,只有洞口上方没有藤壶生长。

“藤壶生命力很强。”霍尔-斯宾塞评论道。他是英国人,满脑袋暗金色的头发四处支棱着。他身上穿着低温潜水服,能够保证身体不被弄湿,但看上去就像是要去太空旅行一样。布亚是意大利人,长着及肩的红棕色头发。她把衣服脱掉,露出泳衣来,然后以专业的动作穿上了潜水服。我试着学她的样子穿上专为此行租借的潜水服。当我费力地拉扯背后的拉链时,我意识到这件潜水服大概小了半号。我们都戴好面罩,穿好脚蹼,一起翻入水中。

海水冰冷彻骨。霍尔-斯宾塞带着一把小刀。他从岩石表面撬下一些海胆拿给我看。它们的刺像墨水一样黑。我们沿着岛的南侧继续游向那些海底的洞口。霍尔-斯宾塞和布亚不时停下来收集标本,有珊瑚、海螺、海藻、贻贝。他们把这些标本放在身后拖着的一个网兜中。当我们离得足够近时,我看到了从海底升起的那些气泡,就像是一串串水银珠。一片片海草在我们下方摇曳,草叶是种诡异的艳绿色。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缺乏一种通常附着在其表面上、会令其颜色变暗的微生物。我们离洞口越近,能收集的标本就越少。海胆没有了,贻贝和藤壶也没有了。布亚发现一些倒霉的帽贝附在岩石上。它们的壳已经薄到几近透明了。一大群水母漂过来,投下比海水稍暗的阴影。

“小心,”霍尔-斯宾塞警告我,“它们会蜇人。”

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人类已经燃烧了足够多的化石燃料,包括煤、石油以及天然气,共向大气中添加了3650亿吨的碳。去森林化则贡献了另外1800亿吨。每年,我们还要向空气中排放约90亿吨,约合每年增加6%。以上这些行为的结果就是,今天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略高于0.04%,超出过去80万年间任意时期的水平,很可能也高于过去几百万年间任意时期的水平。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二氧化碳浓度将会在2050年超过0.05%,差不多是工业时代之前水平的两倍。据预计,这样的增长幅度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2~4℃,进而引发一系列改变世界的事件,包括大多数现存冰川的消失,低海拔岛屿和沿海城市的淹灭,以及北极冰盖的融化。但这还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而已。

海洋覆盖着70%的地球表面。只要水和空气有接触的地方,就会有两者间物质的交换。大气中的气体成分会溶解到海水中,而海水中溶解的气体也会释放到大气中。当两者达到平衡时,溶解的量与释放的量就基本一样了。我们对于大气成分的改变会打破这种平衡:进入水中的二氧化碳多于从水中出来的量。这样一来,人类实际上是在持续向大海中注入二氧化碳,远超过那些海底的洞口释放的量,而且是从表面而非底部注入的,还是全球性的。今年海洋将会吸收25亿吨的碳,预计明年还会再吸收25亿吨。实际上,每个美国人每天向海水中注入的碳超过3公斤。

拜所有这些额外的二氧化碳所赐,海洋表层水体的平均pH值已经从8.2降低到了8.1。就像地震的里氏震级一样,pH值也是按对数计算的,也就是说,即使数值上只改变了这么一点点,实际情况的变化也将是巨大的。pH值降低0.1意味着海洋的酸度比1800年提高了30%。假设人类继续燃烧化石燃料,海洋将持续吸收二氧化碳,从而加剧酸化。如果排放情况照旧不变的话,表层海洋的pH值将会在21世纪中叶降到8.0,并在世纪末降到7.8。到了那时候,海洋的酸度将比工业革命之前提高150%。[2]

由于海底洞口持续涌出的二氧化碳,阿拉贡堡周围的海水为全球范围内的海水提供了一个几乎完美的预演。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一月份潜入这座岛周围冻得我渐渐僵硬的冰冷海水中。在这里,你可以在未来的海水中游泳,甚至是淹死——这想法让我不禁一阵恐慌。

当我们回到伊斯基亚岛的港口时,起风了。甲板上杂乱地堆放着用光的气瓶,滴水的潜水服以及一箱箱满满的标本。这些东西从船上卸下来之后,都要靠人提着穿过狭窄的街道,带回当地的海洋生物学考察站。考察站坐落在一处陡峭的岬角上,俯瞰着大海,是由19世纪的一位德国博物学家安东·多恩(Anton Dohrn)建立的。在门廊里,我注意到墙上挂着一封信的复制品,是由查尔斯·达尔文写给多恩的。在信中,达尔文表示从一位他们共同的朋友那里获知多恩工作过度劳累,表达了他对多恩的关切。

布亚和霍尔-斯宾塞把从阿拉贡堡岛周围采集来的动物安置在地下实验室的水箱中。这些动物在我非专业的眼光来看都很迟钝,甚至可能已经死了。但过了一会儿之后,它们开始摇摆自己的触手,搜寻食物。其中有一只海星少了一只腿,有一大团珊瑚体型细长,还有一些海胆用自己那几十条像线一样的“管状脚”在水箱里逛来逛去。(海胆的每条管状脚都是用液压力量来控制的,靠水的压力来伸出或缩回。)还有一条长达15厘米的海参,很不幸,长得就像一条血肠,甚至更糟,像是一条大便。在寒冷的实验室里,海底洞口的破坏作用得以清晰呈现。飓风钟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