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逻辑谬误（第4/8页）

7豪言壮语式泛论

把自己说得非常了不起，以显示自己的绝对正确。这种建立在情绪高涨之上的正确是根本用不着理性思考和逻辑论证的。政治口号中有许多例子：“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大造人造粪，气死小日本”（不买日本化肥）、“东风压倒西风”。

8耍横

你说我不对，我不对你能拿我怎么办！？你说得不对正是我说得对，对错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说的，只要你不敢惹我，拿我没办法，就算是我对。动不动就吓唬别人，说自己“不是好惹的”，这是一种政治流氓话语。

9替罪羊

把自己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把政策的失误责任推给外部原因。例如：把“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把政府的责任推给“自然”，或推给“苏修逼债”。又例如，尽管“四人帮”必须对“文革”承担重大责任，但如果把“文革”完全归咎于他们，他们也就成了“文革”罪魁祸首的替罪羊。

10. 自我吹嘘

把自己说成是某个问题的研究权威，用自己的特殊经历，而不是相关说理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例如，在一次论文答辩会上某教授不满意考生对《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中“美国之梦”的解释（许多美国人相信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位教授说：“我20世纪20年代就在美国，知道所谓的‘美国之梦’是资产阶级欺骗美国人民的宣传。”什么时候到过美国，这与如何理解作家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中描述美国之梦并没有关系，摆老资格吓唬学生更是虚张声势的无聊之举。又例如，北大前校长周其凤曾说：“我认为美国的教育一塌糊涂，他们的每一任总统都不懂得尊重人，总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如此看来，他们的教育是一塌糊涂的。”“美国总统都不懂得尊重人”，这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得到证明的说法，以此理由并不能证明美国教育是好是差。北大校长说美国教育一塌糊涂，在无法提出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利用的是他自己是北大校长的身份和权威——堂堂一位北大校长，对美国的教育还能不了解吗？以这样的权威身份断定美国教育“一塌糊涂”，还不是一言九鼎吗？这是一个典型的利用权威身份乱发谬论的例子。

逻辑性以及其他谬误

第三类可称之为“逻辑性谬误”，与古典修辞学所讨论的logos有关，这些是非形式逻辑谬误中最为狭义的逻辑谬误。

1草率概括与以偏概全

在证据不够充分时，就下普遍结论。例如，因为某些专家不讲事实，就把专家全部称为“砖家”。许多的成见或偏见都是因草率概括造成的。成见或偏见就是在握有充分证据之前，便先有了确定的意见和看法。许多社会、政治、人生的“迷信”也是草率概括的结果。迷信的定义就是“在存在反证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例如，有人坚信，就算毛泽东在反右、大饥荒、“文革”等运动中犯下了错误，今天也仍然“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就算根本得不到医学上的解释，也相信红歌可以唱醒陷入脑昏迷的病人。草率概括还包括不同形式的以偏概全，例如，因为民主制度中的一些问题就否定民主，或者在讨论这种制度时专挑坏的来说。

2推不出

推不出包括多种不同的理由与主张之间的脱节或缺乏联系。有的推不出是因为逻辑跳跃，例如，“这个学校的师资是全国最强的，因为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这里任过教”。有的推不出是因为使用了与主张无关的理由，例如，“我不该在这门课得C，因为我在别的课上得的都是A和B”。还有的是推理缺乏可靠中介，例如，“戴鼻环的人真恶心，应该立法禁止在公共场合戴鼻环”，“靡靡之音令人意志消沉，应该加以禁止，引导人们唱红歌”。除非说话的人能证明“我不喜欢的，法律都应该禁止”的合理性，这类要求就是犯了推不出毛病的谬论。

3不可靠的因果关系

又称“事后归因”、“假性因果”，由于一件事发生在另一件事之前，所以成为另一件事的原因。因为鸡叫了天就亮了，所以天亮是因为鸡叫。许多迷信也是由于对真正因果关系缺乏知识而造成，例如大年初一说了不吉利的话，一年都要倒霉。这种低级错误不是只有没文化的人才犯，有学者就提出前30年后30年的理论，坚持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前30年是之后30年改革开放的预备阶段。

4 错误类比

许多的类比都是描述性的，斯泰宾（L.Susan Stebbing）在《有效思维》中说，比较的目的“不是为了解说或说服，而是为了让人欣赏的”。在说理中运用的类比并不是理由或证据，而只是说明与解释，“用类比做论据，主要是用来劝说别人接受一个结论，或者启发对方，让他在新的光照下看清当前的情况”。好的比喻让人觉得愉快，并印象深刻，英国哲学家培根很擅长于这么做，他说：“金钱如厩肥，铺开才有用”，“怀疑在思想中间犹如蝙蝠在众鸟中间，总是在半明半暗之中飞舞”。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说：“好的比喻既能说明一个道理，又能抬高这个道理。但粗俗不雅的类比则会削弱说理的说服力，因为它会同时造成不良的信誉和不快的情绪”，例如，“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或者把人比喻为“苍蝇”、“豺狼”就会有这样的效果。

5非此即彼

亦称黑白谬误，只考虑极端，而故意隐去所有中间的可能，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例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又如，“用中华武德压倒军队国家化”，中华武德和军队国家化这二者为什么非要互相压倒不可？为什么不能相互并存？

非此即彼经常与敌我对立两分论结合在一起，例如，有的后殖民理论持“非中即西”的观点。其实，这个世界并不是按中西划分的，有许多非中非西的国家，“两方”中的各一方也不是铁板一块。又如，“坚决不搞西方民主那一套”，好像民主一沾上西方，有道理也变成了没道理，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欺骗手段”，不可能对人民有保护作用。

连一些学者的所谓的“中西比较”也都落入了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陈套，例如，一位教授在《中国的“三和文明”应与西方的“三争文明”互补》一文中写道：“中国不是好战的国家，中国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是‘三和文明’——在家庭是和睦，在群体社会中是和谐，在国际间是和平！但中国文化已经被边缘化了，这导致‘三和文明’的声音不仅没有放大成为国际的声音，反而成为中国落后僵化保守的说法，进而成为西方妖魔化中国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