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1915年2月

“我去看了医生，”艾瑟尔旁边的女人说道，“我告诉他，‘我的屄发痒’。”

一阵笑声在屋子里回荡。这是东伦敦靠近阿尔德盖特的一幢小楼的顶层。一张长长的工作台两侧密匝匝摆着一排缝纫机，前面坐着二十位妇女。屋子里没有生火，唯一一扇窗子紧闭着，把2月的寒冷关在外面。地板上光秃秃的，没有地毯。石灰粉刷的墙壁年深日久，已经开始掉皮，有几处甚至露出了下面的木板条。二十个女人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屋子里十分憋闷，但就算这样也无法让人暖和起来，她们都穿着外套，头上戴着帽子。

她们刚刚停下工作，准备休息片刻，脚底下的踏板短暂沉默下来。坐在艾瑟尔旁边的女人是米尔德里德・帕金斯，跟她年龄相仿，是个伦敦人。米尔德里德还是艾瑟尔的房客。若不是长着凸出的门牙，她原本算得上漂亮。她的拿手好戏就是讲下流笑话。现在她接着说：“医生对我说，‘你不应该说这个，这个字眼很粗俗’。”

艾瑟尔笑了。米尔德里德总是不时弄出点乐子，让一连十二小时的工作日稍稍好过一些。艾瑟尔从未听过这种笑话。泰-格温的员工举止言谈都斯文有礼，而这些伦敦妇女什么话都说。她们年龄有大有小，来自不同民族，有的只能勉强说几句英语，其中包括两个来自被德国人占领的比利时的难民。她们唯一的共同之处是全都处境艰难，急需这份工作。

“我就问他，‘那我该怎么说呢，大夫？’他对我说，‘你该说你的指头发痒了’。”

她们在缝制英国军队的制服，为成千上万军人做束腰上衣和裤子。邻街的裁布厂日复一日送来一块块厚卡其布，大纸箱里装满袖子、后背和裤腿，由妇女们在这儿制作成衣，再把衣服送到另一个小工厂，打扣眼、缝上纽扣。她们是计件工，干多少活，就拿多少报酬。

“他对我说，‘你的指头是一直发痒，还是偶尔才痒？’”

米尔德里德停顿了一会儿，女人们都不说话，等着听最关键的部分。

“我说，‘不，大夫，只有用它撒尿的时候才发痒’。”

女人们哄然笑了起来，爆发出一阵喝彩声。

一个瘦小的十二岁女孩走了进来，她的肩上担着一根长竿子，两头挂着水杯和啤酒杯，大大小小一共二十个。她小心翼翼地把竿子放在工作台上。杯子里装着茶、热巧克力、清汤或淡得像白水的咖啡。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杯子。她们每天早晚各一次拿出一个或半个便士，让这个名叫艾莉的女孩去隔壁的咖啡馆装满这些杯子。

女人们喝着自己的饮料，伸一伸胳膊和腿，揉揉眼睛。艾瑟尔想，这工作虽说不像挖煤那样辛苦，但也十分累人，你得在机器前弯着腰，眼睛紧盯着针脚一连干上好几个小时，还不能出任何差错。上头的老板曼尼・利托要检查每一件成品，若是发现哪里缝得不对就不付报酬，但艾瑟尔怀疑那些有问题的服装也照样被他一并发走。

五分钟后，曼尼走进操作间，拍了拍手说：“好啦，开始工作吧。”女人们把杯子里的东西喝完，又坐回长椅上。

大家都说曼尼是苛刻的监工，但并不是最坏的。至少他没有揩姑娘们的油，占她们的便宜。他三十岁上下，长着黑眼睛、黑胡子。他父亲是个裁缝，从俄国老家来这儿，在米尔安德路上开了一家店铺，专门为银行职员和证券经纪人的跑腿缝制便宜的外套。曼尼从他父亲那里学会了生意之道，开始了更为雄心勃勃的事业。

这场战争给他带来大笔生意。从八月到圣诞节，数以百万的人自愿参军，这些人全都需要军装。曼尼雇用了所有他能找到的缝纫女工。幸运的是艾瑟尔在泰-格温时就学会用缝纫机了。

艾瑟尔需要找份工作。虽然她已经买了房子，还能从米尔德里德那里收到房租，但她必须攒些钱，以备生孩子的时候用。但找工作的遭遇让她既沮丧又愤怒。

各种新工作都面向妇女，但艾瑟尔很快就看清男女仍然是不平等的。一份男人每周能赚三到四英镑的工作，女人只能拿到一英镑。即便如此，女人还不得不忍受敌意和迫害。男乘客会拒绝向女乘务员出示车票，男技师会往女技师的工具箱里倒机油，工厂大门边上的酒吧不允许女工进入。最让艾瑟尔愤恨的是，同样是这些男人，如果看见一个女人带着的孩子穿戴破旧，就会说这女人懒惰无能。

最后，她只得忍气吞声，勉强在一向雇佣女性的行业里寻找机会，并发誓有生之年一定要改变这种不公正的制度。

她揉了揉后背。预产期就在一两周之内，所以她眼下这几天就该停止工作。挺着个大肚子踩缝纫机很不方便，但她发现那种要吞噬她的疲惫感才最难受。

又有两个女人走了进来，其中一个手上缠着绷带。缝纫工经常被机针扎伤，或者在修剪工件时让锋利的剪刀割伤。

艾瑟尔说：“你看，曼尼，你应该在这儿放个小药箱，里头放点儿绷带和碘酒，再用铁盒装些其他零碎。”

曼尼说：“你以为我是造钱的？”每次他的工人提出什么要求，他都这么回答。

“但是每次我们有谁受伤了，你可就得赔钱了，”艾瑟尔好心好意地劝说道，“她们两个离开差不多一个小时了，就因为不得不跑药房去让药剂师看一眼伤口。”

缠着绷带那个咧嘴一笑，说：“而且，我还得在‘小狗小鸭’酒吧待上一会儿，给自己压压惊。”

曼尼没好气地对艾瑟尔说：“我看你还想让我在药箱里放一瓶杜松子酒吧。”

艾瑟尔没理会他这句话：“我可以给你列个单子，算算该花多少钱，然后你再作决定，行不行？”

“我可没答应任何事情。”曼尼说，但他每次一说这句话，几乎就算是答应了。

“那好吧。”艾瑟尔转过身，继续干手里的活。

每次都是艾瑟尔向曼尼提出改进工作环境的要求，或是抗议曼尼作出对她们不利的决定，比如让她们自己支付磨剪子的钱。这一切并非刻意，但她似乎成了她父亲经常担当的那种角色。

脏兮兮的窗户外面，短暂的午后时光匆匆过去，天色已经变暗。艾瑟尔觉得每天最后的三个小时最难熬。她后背酸疼，头顶的灯光照得她脑袋阵阵作痛。

可是，到了七点钟的时候，她又不愿意回家了。一想到要独自熬过漫漫长夜，她就感到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