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村的往世今生

一

你这个浪得虚名的爬格子的人，我想我可以称你为“写家”。早年间，也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我还在胎儿阶段，没形成为一个村子的时候——人们称开店的为“店家”；称摆渡的为“船家”；称卖酒的为“酒家”，皆礼称。现而今的人称你这类人为“作家”，这是我不习惯的。恕罪了。何况“作家”与“作假”谐音，不见得反而是好称呼，也不如“写家”听起来那么明明白白。“作家”者，究竟做什么的呢？你自己就不觉得是不三不四的称呼吗？

梁写家，我认为，你与我这个小村之间的关系，实属一种缘分关系。若非缘分促成，你这个北方人，并且一向写北方的写家，何以会写起我这个西南省份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小村子来呢？但我声明，我仅仅将我们的关系视为一种缘分而已，一点儿也不觉得是我的荣幸。作为一个小小的，地处偏域的村子，我并不像人那么喜欢出名。而且清楚，即使我非常渴望出名，你的笔也不能够使我出名。一位人物也罢，一座城市一个村子一处风景之地也罢，其出名，总得有点儿必然性。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正如一个没什么事迹可宣扬的人。故我很有自知之明，你写不写我，对我都是无所谓的。你写了我，我以后也好不到哪儿去。没谁写我，我以后也糟不到哪儿去。对于我，最最不好的结果，无非就是以后渐渐消失了。我对此早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消失就消失了吧，我一点儿也不在乎，更不会觉得沮丧和悲凉。正如我的形成之初，不曾使我觉得欢喜。

我是无心可言的。

我是无情的存在。

我说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乃指我目前的居者们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我每将人心当成我心，也每说成是自己的心。

但人心终究是人心。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事沧桑，人心易变。说法只不过是说法，人心从不曾转化为一个村子的心。故我也从来就没有过心。我比人看世事的变迁看得开，更想得开。我与人的不同在于——每一个人，包括少数后来视死如归的人，都在某一个年龄段产生过怕死的心理。而我作为一个村子，是从不曾怕“死”过的。正如我从不曾庆幸过我的“生”，也就是我的形成。

我目前的居者们，就是你所见到的那些老幼病残之人，他们对于我有朝一日必将消失，不是已很看得开了么？他们已然如此了，我还有什么看不开想不开的呢？我成为他们的村，他们成为我的居者，也只不过是一种缘分而已。

缘分都是有时限的。好比人间的那句老话：“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

那一年那一日，你从远道来。在我的面前，你的言谈使我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我的又一个缘中之人来了。

我视我的每一个居者皆为缘中之人。

你断不会成为我的一个新的居者，这是秃子头上的事——明摆着的。尽管如此，你还是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同行者们仅仅关心我的居者们的生活情况，而你同时关心我的史，也就是我的往世。

我明白，你关心我的往世，其实也是为了替我的居者们将命运看得更远些。然而毕竟有人同时想要了解我本身的史了，这使我多少获得了一点儿欣慰。

你们那一行人是因为中国农村的“空巢”现象以及“留守儿童”现象而来的对吧？你这一个北方的写家走进了我这个西南某省的小村，是因为我这个小小的偏域之村出息了一个人物是大学教授，还和你一样是民盟的人士，也是省政协的委员。否则，你既不会知道中国有我这么一个小小的村子，更不会产生写我的念头。

我想你应该坦率承认这一点。

正因为你也关心我的史，所以我通过我的某些居者们的口，告诉了你那些关于我的，已逐渐被老一辈人淡忘了的往事。由于老一辈人是那么容易淡忘，连现在四五十岁的人也不知道了。而所谓80后、90后，根本就不想了解，不想知道……

二

大韩村，是的，我正在北京的家中写你。写你的史，写你那些默默无闻的居者。

我不认为一个村子是无心的；或者换一种说法，我认为一个村子也是有灵魂的。

心随身死。这是生命的规律。不死之心，是移植的心。即使手术极成功，终究还是会死的。世上没有多次移植而跳动依然的心。但论到灵魂，尽管我是无神论者，却比较愿意接受灵魂存在的观点。灵魂恰恰是向死而生的。

我从你的昨天，悟明白了你的现在为什么是如此了无生气的。我从你的现在，像你自己一样，预见到了你必将消失的明天。

我不能为阻止这一结局而做什么。

事实上我同样明白，你的那些老幼病残的居者们，对你的感情是极其矛盾的——老人们希望自己是你最后的一代居者，有出息的儿女的人生最好不再与你发生联系。而孩子们盼着父母有朝一日将他们带往某一座城市里的另一种家的心念，远远强烈于盼着父母回到你这里的家的愿望。

这种极其矛盾的感情，形成于他们对你的一代代的失望。

请你不要委屈，更不必生气。

在你的史中，所有那些不好的事，都错不在你，更不是你的罪过。

比如上个世纪的1958年，离你较近的城里的人们，为了实现中国的钢铁产量“超英赶美”，一批批涌到你这里，对山上的树木乱砍滥伐。

当年有一位老支书曾声泪俱下地跪求：“不要那样啊，山上可都是些香樟树黄花梨呀！新中国成立前一代代老辈人栽的呀，日子多穷多苦都没人舍得砍一棵卖钱呀，为的是给后辈人留点儿过好日子的资源呀！”人们却嘲笑他，说他老糊涂了——就要实现共产主义了，一山的香樟树黄花梨有什么稀罕？！

老支书又说：“树没了，是要发山洪的呀！家家户户傍山而居，一发山洪，村就没了呀！还会死人啊……”

结果有领导认为他危言耸听，涣散人心，于是组织开他的批判会。

他在当天夜里自缢身亡。

至秋下了半个多月的雨，山洪果然暴发，半数村舍无影无踪，大人孩子死十一口……然而，这个责任是不能追究的。

人们也只有在洪灾过后，默默地含悲忍痛地重建家园。而且，仍只能傍山而建。不傍山而建又往哪儿建呢？平地是一百几十亩农田，图安全那也不能占了农耕田地呀！从此以后，一到山洪易于暴发的季节，全村人便集体躲避到小学校去……

大韩村，大韩村，这不是你所愿见的呀！

比如之后的60年代，明明村里已开始有人饿死，然而公粮却还是必须交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