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成分”问题（第2/3页）

牛和驴牵走了。

粮食装到布袋里背走了。

柜子箱子及被褥衣物搬走了。

被叔父看作比他的生命还宝贵的两大箱子书也抬走了。

像样一些的陶瓮瓦罐也搬走了。

1957年的全家福，后排左起母亲马翠兰、父亲凌尔文和二月河。前排左起大妹凌建华、三妹凌玉萍和二妹凌卫萍。

最后是一家四口人也走了。我们离开福字院，搬到了只有四间破瓦房的一个小院子里，它叫小南院……

这个家庭一下子从山上滑到了谷底，可谓一落千丈。

这个当口，也许还不知道，在破窑凉炕上，一条破被中全家取暖时，那种可怕的沉默过后，两位老人有这样一番对话。

爷爷：“彻底了。这个革命彻底了。”

奶奶：“再苦再难，咱不该用那个长工。”

爷爷：“有一个儿子在家，怎么也不会的。”

奶奶：“孩们都在外头革命。”

爷爷：“咱们得拥护革命。”

奶奶：“可我们以后生活怎么办？”

爷爷：“只要孩们在外好，咱们还能活几天？”

当时昔阳县的土改是搞得很极端的。几乎天天都有地主或富农被打死，打死就打死了，任何政府机关不能予以调查追究，也没有人敢于过问这些事，农民运动是高于一切的政治。

我在1969年入党，填的入党志愿书一片光明。

家庭出身：革命干部。父亲：1938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母亲：1944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姑父吕倜中共党员；舅舅马文兰中共党员；姨姨马佩荣中共党员……外祖父党的地下工作者、烈士；伯父凌尔寿烈士……阴暗面没有。我所知道的仅仅父亲是富农出身而已。

然而第一次填写志愿书并没有批准我入党。组织上找我谈话，那平日也是很要好的同僚，此时却显得有点矜持和庄重：“你还有一个姑姑，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不填进表中？”

我一下子蒙了，赶快写信（那时不可能打电话）询问父亲。父亲来信告诉我：确有一个小姑姑，叫凌尔婉，土改时被斗而死。他并且告诉我，这些负面的东西没有告诉我，是因为怕我受负面的影响，同时他还说，他给部队党组织写了信，详细说明了情况。第二次再填时，我仔细思量了这件事，并且加上了我对此“人民革命斗争”的积极评价。这时我还是不晓得，大伯母也是这时期自尽的。

土改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斗争也在不断升级加温。爷爷毕竟是“双抗属”，这一条谁也无法否认。父亲后来告诉我一件这样的事。有一次昔阳县搞了一个“献田大会”，爷爷在大会上慷慨陈词，说自己过去剥削人有罪，把土地主动献出。爷爷在发言中间，另有一地主也想登台表态献田，被守台民兵从台上将他直捽出去——这是爷爷的政治待遇，不是每一个“分子”都能享受到的。还是来摘引我哥哥的《二月河源》吧：

艰辛的日子开始了。祖父每天都要找村干部领粮食。每人每天两合玉米，一家四口人，总共八合。幽默一点说，这叫“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八合玉米要养活四口人，怎办？有糠有野菜。每天早起磨“面”，糠在磨里滚动，像呼呼响的风声，推着自然很轻，转几转，听到“咯嘣”一声，“啊，那是个玉米豆！”一日三餐，就是和这种“面”煮成的糊糊打交道。这“面”也可蒸成窝窝头，出锅时大概有一斤重，放干就不足一两了，它几乎可以漂浮在空中飞翔。到夏天，除奶奶在家，我们都去挖野菜，什么车前子、荆籽、苦苦菜、杨桃瓜、榆树叶、马奶子……噢！原来都能吃呀。毕竟，无粮不能养人。没办法，爷爷上山去挖榆树根，回来晒干，碾成“榆皮面”。这是一种黏合剂，和玉米面拌在一起，就可以做面条吃。于是乡亲们就拿着玉米来我们家换“榆皮面”。不料又出事了，村干部在开会时说：“地主富农吃玉茭面，贫下中农吃‘木头面’，这不是翻天了吗！”于是这条路也被切断了。

当时，亲戚朋友都不敢来往。祖父让我仲文叔叔（尔玄，我四祖父次子），背着粪筐，手拿粪叉，装作拾粪，偷偷跑到安阳沟我姑母（尔英）家，想要一点吃的东西。姑母吓得惊慌失措，不仅不敢给拿吃的东西，而且将自己的堂弟“赶”了出来，六月之寒伤透了爷爷奶奶的心。也就是这个时期，奶奶让我去东邻胡峪村，找那个原来要饭的老奶奶。我说奶奶让我来“看看”您。那位老奶奶热情极了。她先让我到火台边去烤火，问长问短；然后让我吃了一顿饱饭；然后又用一块破布包了两个玉米面窝窝头，塞到我的衣襟里，让我两手抱着；然后趁着夜幕降临送我出门。她怕街上的狗咬我，拿了一根拐杖，一直送我到村口，并嘱咐我过两天再来。尽管冰天雪地寒风袭人，但一阵暖流还是浸透了我的全身，难禁眼泪夺眶而出。我喃喃地说了声：“奶奶，我走了。”转身小跑而去。回到家，我把所获之物从衣襟内取出，交给奶奶。两位老人皆无言语，爷爷把我抱到炕上，用那条仅有的破被子盖在我的身上……窝窝头，两个窝窝头，这是救命的窝窝头啊！爷爷脸上那深深的皱纹一张一弛地抽搐着，我不知他是笑还是在哭。

二月河的祖父。

1976年夏，我回家省亲。一打听，那位老奶奶几年前已经去世了。我凝望着那挡住我视线的巍巍群山，沉默了很久很久，祷告了很久很久。

村里的小学校也革命了。

是年姐姐十三岁，上初小四年级。原来她上学时经常带着我坐在她的旁边听课，所以我虽然没有正式上学，也认识了一些字。

一天，学校突然召开斗争会，斗争的对象是年仅十三岁的小女孩——看、姐姐被绑在老庙神房的红柱子上，逼着问她：“把家里的元宝倒手到哪里去了？”原来是为这么个事：姐姐的同桌女同学，叫杨小媛。她和姐姐经常玩一个圆形的小镜子，此事有人告了状，因而玩镜子就演变成倒腾元宝了。其实这个家里，有过铜钱，有过解放区发行的“济南票”，元宝这玩意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斗争会除了姐姐受了皮肉之苦和唾骂羞辱外，当然没有什么结果。不知会议的主持者是老羞成怒还是预先安排的议程，另外一件事却是实实在在地办了。

会议主持者宣布：所有地主富农孩子们的衣服，统统脱下来，与贫下中农孩子们的衣服对换。还不错，主持人顾及了一些廉耻，让男女学生分开，到两个教室进行“工作”。因我年龄小，姐姐拉着我一起去女教室换衣服。姐姐毫不犹豫地剥掉了我的衣裤，给另外一个孩子换上。但她的个头较大，很难找到一个和她身材相仿的女孩。最后，她换上了比她瘦小得多的女孩的衣服。衣扣扣不住，只得两手拉着衣服捂着前胸……姐姐不说话，没有哭。我吓坏了，想哭，姐姐在我屁股上轻轻拧了一下，三个字：“不许哭！”大约是想让她那袒胸裸腹的尴尬能遮掩一二，她把我抱起来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