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成分”问题(第3/3页)

回家进门,屋里的情景使我们非常吃惊。

爷爷蹲在炕沿下,眼泪、鼻涕、口水在他那布满皱纹的老脸上不停地向下流淌。奶奶抱着爷爷的膝盖,呜呜咽咽,凄切啼哭,嘴里不知念叨什么,浑身几乎抽缩成一个圆团。

炕上有一封已经拆口的信。爷爷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颤抖着把那封信拿给了姐姐:爷爷奶奶的长子、我们的父亲牺牲的噩耗传来了。姐姐两手紧抓着那封信,一下子趴在炕上,“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让那压抑心头的一肚子苦水倾泻出来吧。大家都在哭,谁也不劝谁,也无法劝。爷爷拉了我的小手,把我搂在他的怀抱中。

这是我第二次看到爷爷伤心流泪。

那封信是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政府写给祖父的。抬头是“凌从古先生”,信中说凌尔寿同志在1943年5月18日抗击日军扫荡时英勇牺牲。说他是民族英烈,全家光荣云云……最后盖有两个印章,一个是正方形大章,是边区人民政府的印章;一个是圆形小章,据说是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的。

祖父昼思夜想的儿子死了,再也回不来了。他病倒了,睁着眼睛躺在炕上,几天不吃不喝。嘴里反反复复地念叨着:“没有了,没有了……”

姐姐辍学了。我们抬水、磨面、捡煤渣、挖野菜,开始挑起了家庭生活的担子。两年后,姐姐未成年就无声无息地出嫁了,据说换来了两斗小米,几尺红布,姐姐好苦啊!但是,她走了好,走了就不会饿死了。

1947年“十二月会议”,党中央制定和发出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坚决纠正在土改中的“左”倾错误。连续发布了《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等文件,农村要落实一些政策。祖父的“富农”帽子摘掉了,说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村里分给祖父十四亩岗坡薄地。他总算又“耕者有其田”了。

二月河的父母,1958年,洛阳。

但是谈何容易啊!“富农”这两个字,不仅殃及祖父自身,也株连到子女后代。

1947年冬,那是一个性命攸关的冬天。爷爷奶奶已经“扫地出门”,即将“拉出去斗争”。县上头来人传话“这家人不能动”,他们才得以苟存。政策有所缓松,但极左的政策稍有变更,极左的思维盘根错节无一毫动摇。

1960年祖母去世,她死在邯郸,我的大姑母家。父亲和我扶柩又回了一次南李家庄。也就这一次,父亲带我到母亲曾经推磨的磨房,指点着土墙上用炭条划下的字,上头写着人、手、口、刀、牛、羊、马、狗……说:“这是你妈推磨时练习的字,她一天学也没上过。”他还带我到一个土制房顶场院,指着一处房子说:“你就生在那间房子里。”这件事过后,有人告诉我们“有反映,说凌尔文带他的儿子在场上指着房子说,这一处那一处房子,原来都是咱们家的,你要记住……”意思是,将来我们爷儿俩要阶级复辟。但也有正直的人说:“凌尔文革命多少年,命都不要,还稀罕你这几间破房子?”但父亲从那之后,再也没有回李家庄,我也没有。

爷爷信什么宗教,我不知道。但是,我家门楼上留有一幅砖雕,前写“退一步想”,后则“夫然后行”。我想这该是祖训,带有浓重的老庄色彩。爷爷可以将《道德经》背得滚瓜烂熟。父亲说话间零星不由自主能蹦出大段的老子语录,父亲晚年抄《道德经》,抄了一本又一本,送人作纪念,我送他一本《金刚经》,他可能没有看完,更没有抄。从这里头透露出爷爷、父亲的哲学思维信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