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之娱乐

事实上，我这个家是很单调的，但不能说是枯燥。母亲是个事业型的妇女，她有一个坚定的理念，没有累死的人，只有闲死的人——这倒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话有点暗暗扣合。不幸的是她的这个理念——其实任何理念都是有极限的：弹簧可以伸缩，拉一下就又恢复原样，但拉“过头”了呢？——她教给我“力气是奴才，用了再回来”，但是她的“奴才”累坏了，再也不肯“回来”，她也就山一样倒了下来。当然，她的病有社会原因，然而她自己确实有病，拼得过分了，心脏、脑血管，她没有检查过血糖，她那样的工作，我估计很可能也有糖尿病问题。

我听过父亲哼歌子。父亲在文艺上基本没有什么爱好，他哼的歌子既不是流行曲，也不是进行曲，也不是戏剧之类，而是——抗战歌子：

大炮轰轰响啊，机关枪格格格

打倒那日本鬼呀，赶他们出中国……

这个歌和这个调子，任何演出团体，任何节日演出都没有披露过，我估计是他在太原抗大分校学习时的校园歌，还有：

我的大烟袋呀，你快快回来！

上次打伏击呀，子弹把你打坏！

现在打日本呀，哪里再去买？

大烟袋呀，咿呀呼咳——烟袋……

幽默、乐观、风趣，这当是抗战时流行在战士中的口头小曲，一边擦枪，一边唱这小令曲，很有情味的。

再有一个歌，是用山西梆子腔：

我正在山头看风景，忽听得上下乱哄哄，

原以为是砍山的老百姓，却原来是鬼子发来的兵，

二鬼子棒棒队，还有一个大头日本的兵，

老子我正是又闲又闷，请你们上来咱们点点兵，

你们来来来呀，老子请你吃碗疙瘩面……

不合辙也不押韵，山西梆子调味十足。当然这是套的“空城计”，我肯定这是他们三人坚持无人区作战时的自创作品。

就这三首歌，再也没有听他唱过别的。唱这歌时父亲会在躺椅上半闲着，双手在椅背上轻轻打拍子，然后他也许就入睡了。

父亲不爱看戏。他晚年孤寂，我很想给他解闷，所有能买到的戏的录音带子都给他买了。但他只是对京剧《锁麟囊》情有独钟，反复听的只有这一出。这是种因得果知恩报恩的主题，我不能明白为什么如此令他神往，吃饭、睡觉都放的《锁麟囊》。

父亲还有个爱好，下棋。象棋、围棋他都会。但棋艺都平平。但他在未离休之前我没见他与别人下棋。他摸过棋盘，是围棋，教我们兄妹三人学下围棋。围棋他也不与外人下。我肯定地说，在他“能工作”时，无论上级下级，没人知道他会下棋。

他围棋只是“入门”，用现在的标准，二段左右。但他的棋龄很长了，他告诉我，这是抗战时在抗大分校学的，当时学《论持久战》，把抗战和下围棋作比方，有布局、中盘、收官，双方斗争犬牙交错，学员们都学会了——是作为“抗战思想”的辅助课学得的。

这件事对我们有些影响。因为我和妹妹很快就超过了父亲。我们1958年就学会了下棋，因为当时南阳市会下围棋的人少，大妹妹建华还拿到了少年冠军，她的兴致很高，有时别人悔棋，会气得她哭了，一边哭一边下，赢了又会破涕为笑。1963年她去武汉参加比赛还拿到个少年组第六名，名字刊在《围棋》杂志上，我们都很得意的。但她实际水平也不算高，在家还是我的手下败将。1963年开封举办围棋训练，市体委让建华参加，因她年龄小，让我陪着去，顺便也听课——到那里我看，一个一个少年棋手都非常厉害，六七岁的孩子我都无法过招，“我已十八岁还有个屁用？”——我这样想，看大妹似也有点沮丧，但她仍弈兴不减，她彻底失望是在下乡之后与棋界割断，也就是个业余两段的力。棋界有些高段棋手都是她的朋友，我们兄妹虽然爱棋，但棋不爱我也徒唤奈何。前不久，陈祖德来南阳，我们见了面。我说：“现在我还喜爱这（围棋），我从十三岁开始，已有四十七年棋龄，绝对老资格的一手屎棋。这玩意没高手指点，永远没有指望。”父亲离休之后，在母亲去世之前，从不和外人下棋。他只在家中教过我们下围棋。没有摸过象棋，母亲去世后一年有余，他开始偶尔和人下象棋，且开始教我学象棋，但他发现我对此没有兴趣，也就罢了。他的棋盘上写的不是“楚河汉界”——一边写“不要生气”，一边是“再来一盘”，看上去挺别致的。他下棋就是下棋，从不扯谈棋以外的任何事，家长里短的是非更是绝口不言。父亲也悔棋，但是他有个“前提”：对方已经悔过棋，但不让父亲悔棋是绝对不行的，经常为此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但他不会为此和棋友反目，过几天气消了，照样来往下棋如初。

他下棋，哼小曲，看电影，偶尔也看戏，这些娱乐都有，但极有节制。我只记得他看过两次戏，都是在邓县。是县里排的新戏，请领导同志都去审看，母亲也去了的，我们兄妹三个“帮边子”蹭票进去看了看。看电影也是两次，一次在洛阳看的苏联片《棉桃》；一次在南阳，是连母亲也去看了的，也是一部苏联片，已记不清名字。那时国产片都十分纯净的，我只记得里头有男女接吻镜头，父亲问母亲：“是不是奸情？”

“不是。”母亲在黑暗中回答。

全部看电影、看戏的历史中，全家最多参与三人，全部对话交流就这两句话七个字。

父亲离休以后有时还有一点“玩”兴的。母亲连他的这点嗜好也没有。她似乎永远都在工作、写字、见人谈话、下乡。就这些，没别的。因此，我家过星期天就是一件事“改善生活”，弄伙食。父母亲，在邓县的兄妹三人，还有老保姆共六人，洗菜的洗菜，洗衣服的洗衣服，和面、剁馅、包饺子，大家一片忙碌，集体干活想办法把“吃”弄好。这个虽单调，但全家调动，分工合作的气氛非常好。当然，多数时间母亲不在，但有时她会饭时赶回来，用过餐再匆匆离去，我们也都十分满足，倘她也在家干活，用一句昔阳话“热火搭烙”（热闹喜庆）的，人人都心中舒展面带微笑。

最喜庆的日子是过年——当然是阴历年。全家（除了三妹玉萍在洛阳）能团聚数日，没什么玩的，就说故事，说笑话。我发现父亲开心时就会变得幽默、机智。他口才好这全家都知道，直到今天的二月河，已经有人夸奖我的口才，但我自知不及父亲未中风时。他会谈起打游击时与战友争论“远处那片云会不会下雨？”一方说“下”。另一方说“不”。说颠倒话“抬起山来黑了脸”，说捉到日本“政治兵”，又逃掉，日本人来报复，他们怎样躲逃。我也讲笑话，父母亲都喜爱听“傻女婿的故事”，“三女婿比诗”，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