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零（第2/3页）

十五年前，这帮古怪孩子跟着个古怪中年，在租的单元房顶层里办了本讲欧美漫画的杂志，那时这题材比电子游戏和摇滚乐还要冷僻。美术的手绘颇有才气，文编的口语能直接电话采访外国画家，每一期都让同业尊敬。工资则是时断时续的。也不在乎，下班后还要接着把资料架上那几本漫画看完。这本停刊多年的杂志是他们喜欢提及的回忆。

有VCD无互联网的年代，青年人的视听由路边音像社打理，塑料袋包裹的盗版碟用长条纸盒子盛着，猜着买也猜着卖，反正都是十块钱一部。有个店主能一眼看透顾客喜好，安静委婉地推荐三级片武打片鬼片B级片，都是公认的经典邪典。对沉闷的文艺片也在行，熟知欧洲各大导的创作年表，评语诸如“牛逼”或“有点儿过”，和对三级片的态度一样，反正都是十块钱么。

那时听摇滚乐，要掏尽口袋里的钱买当垃圾进口的打口。打口碟不如打口带，磁带断了能接上。精神饥饿、精力过剩，跑遍全城，结识更多奇怪卑微的少年，在小窝点里推理封套上的外文，像是参与了一场迷茫的斗争，像是预备阴谋颠覆点儿什么。听说我们那代人被称作“打口青年”，算是一种（亚）文化现象。

扰民的东西里，装修、大型狗、摇滚乐手。狗市在某条公交线路的尽头，因为房租便宜，摇滚乐手也来了，只有行军床和啤酒瓶子的排练室后面是苞米地。房东是镇书记，仿照白宫修了个院子，车库的租金近乎白送，我只能认为他喜欢看着头发像拖布一样的小子从墙头翻进翻出，喜欢听收废品的鼓声和母猪临终时的嚎叫。

（续）我们那些人甚至也没幻想过有朝一日出名、发财或者仅仅是获得个进录音棚的合同之类的事儿，只是喜欢这么过日子。演出都在遥远的大学礼堂或球馆，早晨就出发，饿着肚子等到下午，像放风一样蹦到台上去，完全不知道从理论上说，演出是应该卖票的。

（再）这些玩琴的人几乎是同时散去的，有到北京去撞无形的墙的，也有权当谋生手艺的，更多的是彻底改行，把这些年视为比黑社会还低端的羞耻。还有个人执意留在那时候，继续写愤怒含糊的歌词，去外地漫游，在地下通道里弹唱，真的饥饿，生满冻疮，居无定所，还偷闲生了孩子，贫困得使人难过。我在豆瓣上看过许多对他的夸奖，而我们这些认得他的人却吝于赞赏。

（又）纪录片里，美国名乐队巡演，设备数十吨计，坐改装的巨大客车横穿北美大陆，车前车后翻飞着骨肉皮。至于他们那渺小未遇的中国同行，偶尔获得某地某酒吧几乎是只管顿饭的邀请，还要苦恼于如何凑足哥几个的动车票钱。有名的也好不到哪儿去，那谁他们这几年挺红的了，上个月来东北，在台上蹦足了仨钟头，下来发现后台空了，一两万的门票钱全叫人卷跑了。

有个吉他手只身从葡萄牙来，带了把自己装的吉他，随便在本地找了个小酒吧，百十人的场地。一个下午都在捏着啤酒罐玩桌面足球，时间到了，跃上台去，简陋的音箱响彻金石之声，五指间千军万马，是顶尖的技艺。他只要几千块的报酬，懂行的说，这人在欧洲很是有名望。“回去给他们看照片：看，我还去过中国演出呢，多有意思啊。”

大概只有怀旧的人和看卡通片的小男孩才喜欢这种金属乐：乐手们严肃地留着齐腰长发，认真地在歌词里探讨吸血鬼、撒旦和基督的关系，视演奏为一种竞技运动。那支乐队是从德国来的，使用的却是并不相邻的意大利语。四条花臂膀大胡子的阴沉大汉，都爱吃烤鸭。他们是业余玩家，利用假期来中国演出，职业分别是养老院护工、工程师、幼儿园教师。

我常逛的计算机散件市场，西北角靠近厕所那里有个游戏机柜台，顾客都是精打细算的小孩儿，始终也没有扩大规模开设分号。两个合伙的男人，终日肩并肩地在一台当前最大的电视下打新上市的游戏，招呼顾客时眼睛仍盯着屏幕，瞳孔和脸庞反射着彩色的光，手指仿佛不由自己控制一样地痉挛。他俩已经这么过了十几年了，我很羡慕他们。

我的初中同桌毕业以后突然辍学了，听说他得了一种精神病，见不得生人，怕和人说话，终日在家拉着窗帘玩电子游戏。到了我们大学毕业以后，他还在过着那时候的日子，病好了一些，可以给游戏机商店打一点儿工。我总是赞叹，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病呢。

精神分裂患者自述：世界不是扭曲，而是单纯，所以感知被越放越大，任何小事，放大了都很怕人，就像盯着一个字、一个人，使劲看进去，是不是就不认得了？我就是觉得有人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我知道我没道理被监控，但又实在有太多不能忽视的证据。你觉得可笑，但科学上来讲，所有的人类都拥有一个可以隐藏现实并引导适应性行为的界面。

油画家为了自己的作品有好结局，都会推荐去个难找的地址配画框，嘱咐过了中午去，上午不开门。门上也没标志，闻到气味才知道找对了。里头是两个干净的瘦老头，一个在量画框，一个在同样认真地煮面条。像是进来熟人一样不招呼客人，等你开口。既不推荐，也不讲价，端详一会儿画，边走动边说，“这画就应该用这种框”。墙上有几幅很精彩的画，不是待取物品，是他俩的收藏。

学画的大学生有地方画画就高兴，何况还给点儿报酬。市政出钱，画在河沿的墙上，要求宽泛，本地风景即可。可以随意实践热爱的线条，高更的红和梵高的黄，画名胜、建筑和校园，骑自行车来去，过了一个艺术家似的寒假。早晚散步的人时常停下来看。春天再去，有人故意在贴发票办证广告，用记号笔写“某某到此一游”和“新年顺气发财”。

从圆明园到树村，新来的画家连宋庄也住不起了，去更偏远的村庄落脚。他们的眼神固执清澈，对艺术各有成见，身后跟着洁白沉默的妻子或女友。很快，聚合成新的艺术家村落。村民们把屋子租给那帮画画的之后兼做他们的生意，比如入秋以后挨家挨户地给他们生炉子。他们整天哆嗦着转来转去，像陷入绝望的蜘蛛，既没一个会生炉子的，也没一个想到可以学学的。

美术系毕业，应聘教小学生补习班，因为不加班。工资虽然低，也够房租和一个人的吃用了。别处都要求照着样子努力画成一模一样，到她这里，发几支笔，随便，怎么画都好，她改得很慎重。有时给孩子看毕加索和草间弥生，见他们也在黑纸上点红点，就说那是别人，你要画自己相信的。她看到有几个孩子的线条变得肯定和动人了，觉得做成了一件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