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

一

一九二三年之秋季，余转入无锡省立第三师范任教。学校旧规，任国文课之教师，必随班递升，从一年级至此班四年毕业，再回任一年级。全校应有国文教师共四人。余应聘时，四年级国文教师为钱基博子泉。余之去三师，即其所介绍。子泉提倡古文辞，负盛名。曾私人创一定期刊物，忘其名，按期出一纸四面。余读其创刊，即投稿解释易坤卦直方大三字，获载其第二期。及是，闻余自集美回，遂来相邀，余即应之。三年级国文教师为吴江沈昌直颍若，年较子泉尤长。喜诗，尤爱东坡。为人谦和，以诗人兼儒家风。二年级国文教师急切未洽聘得人。余任一年级又暂兼二年级课。一年后，有新人来，余遂专任初教之一年级班，并为其班主任，直到该班四年毕业。此刻在台北之糜文开，即为其时班上之一人。曾随外交使节赴印度，留住多年，爱读泰戈尔书，有译本，并与其夫人台大教授裴普贤女上同治《诗经》，颇有著述。

时子泉已在上海圣约翰及光华大学任教，因任三师四年班课，欲待其班毕业，故仍留校兼课。每周返，课毕，余常至其室长谈。时其子钟书方在小学肄业，下学，亦常来室，随父归家。子泉时出其课卷相示，其时钟书已聪慧异常人矣。子泉家近三师，彼一年离校后，遇其返，余亦常至其家。其双胞同胎弟基厚孙卿，亦甚有名。故余与子泉兄弟及钟书相识甚稔。及余去清华大学任教，钟书亦在清华外文系为学生，而兼通中西文学，博及群书。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钟书毕业清华后，留学英伦。归，又曾一度与余同在西南联大任教。后随其父同任教于湖北省之国立某师范学院。然与其父为学意趣已渐相异。

抗战胜利后之某年暑期，余赴常熟出席一讲学会。适子泉钟书父子俱在，同住一旅馆中，朝夕得相聚。余告子泉，国难尚未已，国共思想斗争，学校风波仍将迭起。余此下决意不再在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四处任教，暂避至较僻处，俾可一意教学，避免此外之许多麻烦。子泉即转面告钟书，汝听宾四叔言如何。江浙钱氏同以五代吴越武肃王为始祖，皆通谱。无锡钱氏在惠山有同一宗祠，然余与子泉不同支。年长则称叔，遇高年则称老长辈。故余称子泉为叔，钟书亦称余为叔。时子泉决意仍返湖北，而钟书则改在上海任教，两人对时局意态不同。两人同治文学，而意态亦不同。钟书亦时称余言以微讽其父。然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余离大陆不久，即闻其卒于湖北。惜哉。钟书去北京初闻其任毛泽东英文秘书。最近见报载，始知系传闻之误。

二

自子泉离三师，颍若最为三师国文课之老师。其同乡有胡达人教英文，极具中国学人风度，绝不见有洋派气息。喜饮茶，善自烹煮。午后，余与颍若必聚其室，同品茗。后又有南京中大毕业之某君，亦来教国文课，亦吴江人，亦常同在达人室饮茶。唯余一人，每茶必至。达人最喜饮太湖碧螺春。自备一小炉，自煮水，用盖碗，泡三次而止。达人对一切烹煮皆有讲究。或同赴惠山品惠泉茶，或同至公园饮茶，言谈有风趣，余尤乐与之游。

三师同事中，又有常州府中学堂同班同学郭瑞秋，江阴人，曾游学日本。其寝室与余贴相接。书架上多日本书，有林泰辅《周公传》，蟹江义丸《孔子研究》，余尤喜爱。因念梁任公言，自修日本文，不两月，即能读日本书。余亦遂自修日本文。识其字母，略通其文法，不一月，即读瑞秋架上此两书。试译《周公传》部分，后付商务印书馆出版。及为《论语要略》，述孔子事迹，亦多得益于瑞秋架上之蟹江义丸书。日本自明治维新，而汉学亦开新境界。中国自新文化运动起，古籍遂成国渣，疑古非孔，新义迭出，两国相异在此。然今日日本书亦尚日语化，其新出汉学书，余亦不能再读矣。

一日，瑞秋邀余至其江阴城中家吃河豚。俗言，拼死吃河豚。余心戒之，以询。瑞秋言，彼有姑母，最擅烹河豚术。已先请在家，可勿虑。路上行一日，到瑞秋家已入夜。桌上放河豚，余仅略下箸，心终不释。乃亦不感其味。翌晨，瑞秋引赴市上，见满街满室皆河豚，心始释然。归午餐，始大啖，并感其味之美。晚又尽情大啖。江阴又出刀鱼。瑞秋又一次自其家烹治携赴学校，余觉味较河豚尤美，更嗜之。瑞秋为人极素朴，绝不留意饮膳。河豚刀鱼乃江阴乡土味，瑞秋为人亦深具乡土味。一乡人嗜之，故彼亦邀余啖之耳。

三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病逝北平之翌年春，一日，前后宅小学同事国语教师赵君自沪上来，特约至其旅馆相晤。赵君告余，彼已加入国民党，此来乃特邀余入党。赠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一书，曰，君试读之，我下周再来听君意见。下周，赵君又来，重在旅馆相晤。问余读此书否。余答，已读过。并告赵君，余读此书，震动佩服，迥出读其他现代人一切著作之上。赵君曰如此君应可即日入党。余曰，此事余已细思，他日余学有进，当对此书致力阐扬。苟入党，则成为一党人，尊党魁，述党义，国人认余为一党服务，效力有限。余不入党，则为中国人尊一中国当代大贤，弘扬中国民族精神，一公一私，感动自别。余意已决，幸勿再劝。赵君怅然别去。后闻其常在上海街头公开演讲，以积劳卒。距相别不一年，后余著《国学概论》一书，以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为殿。或讥《三民主义》乃国民党之党义，何得编入《国学概论》中，不伦不类，君将作何意图。余亦急切无以作答。然余之悉心读《三民主义》，则自赵君始。

余前在果育小学投考常州府中学堂时，得识华叔勤。及在鸿模小学任教，叔勤特命其二子自城来从学。余离鸿模时，叔勤幼子抽刀割手指，血书请学校坚留。后彼兄弟转学沪上，肄业某大学。余在三师，一日，忽其幼子来，劝余进同善社，余却之。彼坚劝不已。谓得师一人入社，功德胜劝千万人入社。余无法开导，只言再说。越数日，又来，请益坚，几不容余吐一语。乃严辞命之出。偕之至校门，告门房曰，他日此人来，勿许其进入。叔勤幼子聪慧英锐，有绝人之姿。不谓数年间迷信当时盛行之同善社，一变至此。亦可惜也。

余初兼二年级国文课，班上有两生，后皆加入共产党。余离大陆，其中一人服务北平教育部，一人绾江苏省政务，皆有名。此两人，与余师生之谊亦皆甚挚。其绾江苏省政者，犹常派人至余苏州家中问候。余今连带忆及此四人，则一时人心之纷歧，人才之奔溢突出，无共同之趋向。而国事之艰，社会人事之乱，亦可由此推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