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昆明五华书院及无锡江南大学

一

抗战胜利后，昆明盛呼北大复校，聘胡适之为校长，时适之尚留美，由傅斯年暂代，旧北大同仁不在昆明者，皆函邀赴北平，但余并未得来函邀请。又念国共分裂日显。自雅尔达协定后，美国急求撤退，而苏联则急求东进，国事蜩螗，方兴未艾。余昔在北平，日常杜门，除讲堂外，师生甚少接触。除西安事变一次以外，凡属时局国事之种种集会与讲演，余皆谢不往。每念书生报国，当不负一己之才性与能力，应自定取舍，力避纷扰。但自抗战军兴，余对时局国事亦屡有论评，刊载于报章杂志。学生亦遂不以世外人视余。幸余离昆明赴成都，得少人事纠纷。倘再返北平，遇国共双方有争议，学校师生有风潮，余既不能逃避一旁，则必尽日陷入于人事中。于时局国事固丝毫无补，而于一己志业则亏损实大。因此自戒，此下暂时绝不赴京沪平津四处各学校，而择一偏远地，犹得闭门埋首温其素习，以静待国事之渐定。

曾被邀赴常熟作讲演，钱子泉钟书父子亦被邀，同住一旅馆中，讨论及此。适沪上各学校争欲招聘，子泉力赞余意，钟书则深盼余留沪。即彼父子两人，子泉仍返湖北，而钟书则终留上海。而余则适有滇人于忠仁来访。其弟忠义方长昆明云南省立图书馆，有志中国学术思想之研究。彼则在抗战时从事滇缅公路之运输，获有盈裕，拟由其弟办一五华书院，邀余往。余于云南气候山水既所欣赏，又以其偏在边区，西南联大已离去，余再前往，正可谢绝人事，重回余书生苦学之夙愿。遂欣然允诺，于一九四六年秋，只身前往。然其时余胃病仍未痊复，不啻扶病而行。

及晤忠义，其人纯谨退让，温和可亲，颇自欣慰。而忠义见余有病，亦绝不以五华一切杂务相扰，仅求余每周作讲演一次或两次。为余觅一住处，即在翠湖公园中，前后五六进，皆空屋无人，余单身住其最后一进。一女仆随侍作膳食。翠湖既少游人，此屋则绝无人到。

余此去，乃知昆明气候不宜早起，最好应于日出后起床。午后必有风，最好能作午睡，至四时始起，则风已退。入夜，气候更佳。省立图书馆即在翠湖公园中，余每日晨起，必往阅读半日。下午四时或再往，阅读一小时左右。晚饭后，则散步湖上，静寂无人，非深夜不归。月圆当可有三夜，则非过十二时决不返。

又云南教育厅长张君，忘其名，乃留法学人，为余介绍一中医，一周旬日必易一方，余之再来昆明，养病之事乃更过于讲学。

二

时西南联大旧同事留昆明者仅二人，一为刘文典叔雅，余在北平时为清华同事。住北平城中，乘清华校车赴校上课。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挟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烟卷，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万一坠落书上，烟烬未熄，岂不可戒。然叔雅似漫不在意。后因晚年丧子，神志消沉，不能自解放，家人遂劝以吸鸦片。其后体力稍佳，情意渐平，方力戒不再吸。及南下，又与晤于蒙自。叔雅鸦片旧瘾复发，卒破戒。及至昆明，鸦片瘾日增，又曾去某地土司家处蒙馆，得吸鸦片之最佳品种。又为各地土司撰神道碑墓志铭等，皆以最佳鸦片为酬。云南各地军人旧官僚皆争聘为谀墓文，皆馈鸦片，叔雅遂不能返北平，留教云南大学，日夕卧烟榻上，除上课外绝不出户。闻余去，乃只身徒步来访，闻者皆诧，为积年未有之奇事。时则余尚未到。及余居既定，乃屡访之。窗前一榻，余坐其榻之另一边。每语，必移晷而别。又一人罗膺中，乃北大中文系教授，亦留云大。

有一退休军人，约叔雅膺中及余三人赴其家度旧岁。其家在昆明湖之南边，已忘其地名。汽车去，共三日，沿途风景佳胜，所至必先为叔雅安排一吸烟处所，余与膺中则得畅所游览。有一夕，停宿某县城，其城中有一老伶人，唱旦角，负盛名。已年老，不复登台。是夕，特在县署堂上邀其演唱，听者除叔雅膺中与余三人外，县中士绅约不过三十人。滇戏在全国各地方戏中，与京戏最相近。余等因在座上批评称道，并盛论京戏与滇戏之异同得失。演唱已毕，余等谈论犹不已。主人乃曰，不意三教授皆深通此道，滇中有老伶工栗成之，有云南谭鑫培之誉，彼亦年老退休。待返昆明，当告以三教授乃难得之知音，必强其登台，以供三教授解闷。

及返昆明，果成议。栗成之每逢星六之晚必登台，余等三人亦必往。余前在昆明，亦曾看过滇戏一两次，惟未见栗成之。但在茶肆品茗，则必有栗之唱片，常加听赏，及是，始亲睹其登台。犹忆栗之登台第一场，乃为审头刺汤。此后每星六，栗出场必择唱辞少，工架多之戏。然栗之一步一坐一颦一叹，实莫不具有甚深工夫，妙得神情，有绝非言语笔墨之所能形容者。每逢其一次登台，余必得一次领悟。实为余再次赴滇一莫大之收获。亦为余生平一番莫大之欣悦也。

后余在香港遇滇人缪云台，闲谈及栗成之。云台大喜曰，栗成之乃我老师，我从之学唱有年，今君亦知爱成之，请为君一唱，亦有成之风味否。乃屡唱不辍。后在纽约，又与重见于其寓所，情亲如老友。亦为栗成之乃缔此一段因缘。亦交游中一奇遇也。

三

余之在五华讲学，又兼任云南大学课务。其时云大校风，乃与余初至昆明时大不同。风潮时有掀起，盖受西南联大之影响。自余离联大后，闻一多公开在报纸骂余为冥顽不灵。时陈寅恪尚在昆明，亲见其文。后寅恪来成都，详告余。又谓，君倘在滇，当可以诽谤罪讼之法庭。余谓，此乃一时思想问题。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一多直率，遂以形之笔墨而已。此等事又岂法堂所能判。因相与欷嘘。后一多竟遇刺身亡。余再往昆明，亲赴其身亡处凭吊。随往者绘声绘形，将当日情况描述详尽。余因念在北平清华时，一多屡以《诗经》《楚辞》中问题来相讨论。及在南岳，曾同寝室，又亲见其勤学不倦之生活。及在昆明，又屡闻其一家攻苦食淡之情，余虽与一多学问途径不同，然念彼亦不失为一书生。果使生清代乾嘉盛时，训诂考据，惟日孜孜，亦当成一以著述自见之学人。今遭乱世，心怀不平，遂激而出此，罹此凶灾，亦可悯怜，斯诚当前一大悲剧也。

联大既散归北方，而云大踵起。每去上课，校门外大墙上遍贴大字报，余必驻足巡视，议论恣纵，意见横决，殊堪嗟叹。一日，为西北边境一军事冲突，大字报根据塔斯社驳斥中央通讯社报导，辞气严厉，令人不堪卒读。余因招云大年轻教授常往来者数人，至翠湖寓所，告以屡读大学校门外大字报，每怪何以无人闻问。诸君言，亦有党方注意。但既倡民主自由，则言论庞杂，难加干涉。余以国共对抗，固可谓其左右立场有不同，然民族国家之大防线，则终不能破。若非有其他证据，岂得以塔斯社讯反驳中央通讯社。身为一个中国人，岂得遇中苏冲突必偏袒苏方，诸君多识此间党方负责人，当以此意告之，盼能专就此一端即去撕碎墙上大字报，并查究主事者何人，执笔者何人，加以惩处，俾可稍戢颓风。乃亦竟未闻党方有何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