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鹅山顶

香港的地形千摺百皱，不可收洽。蟠蟠而来的山势，高者如拔，重者如压，瘦者欲削，陡者欲倒，那种目无天地的意气，令人吃惊。这是一个没有地平线的海港。天地之间只有一弯弯不规则的曲线，任何美学都插不了手。那一层套一层的淡紫浅青，起起落落，参参错错，一直交叠到边境。那许多令人迷乱的曲线，怎么得了。山色是千古不解的围局，无论那一个方向有了缺口，立刻有更多的青山从远处围来，务必不让这翠环中断。

我不知道山的轮廓为什么如此动人。也许因为它是天和地的界限，一切了望的目光要沿着它逡巡。也许因为山的轮廓正如人的轮廓，能够突出个性。一座山要有个性，必须辆廓突兀，稜角分明，令人过目不忘。海拔倒不一定要多高，最要紧是出类拔萃，迥然超凌周围的地势。险峻的感觉来自相对的高度，不是绝对的海拔。质感也很有关係：石山磊磊当然比土丘碌碌更见性格。如果石颜古怪，绝壁又咄咄逼人，当然就更加可观。要是再有水来衬托，无论是汪洋万顷，澄澈一泓，或是飞泽一纵，那就更添灵秀之气，在性格之外更见神韵了。

香港的山峰颇有一些具有个性。由于山多地狭，海波环绕，许多山都俯临在水上，隔水望去，更显得顾盼自雄。众尖并傲的八仙岭障在北面，巍峨的壁垒排成了一道边关，本来是不能再雄壮了。但是它高峙在吐露港上，后面是天，前面是水，倒像是虚悬在空明之间。双峰争雄的马鞍山，前峰当海，陡坡上遍体青绿，后举却不生树木，负气扭颈的峰头下，赤裸的躯体露出暗紫的肤色。十年来我登楼远眺或是驶车绕行，曾经从不同的方向、距离与高度瞻仰过这一对山灵，有时觉得前峰较高，有时又觉得后峰更峻，一直到现在还未定高低。这些山，已成为我目赏心仪的忘年之交，就像蚍蜉攀交大桩一样，也真是高攀了。

近年夫妻两人都爱上了石头。她爱的是最小最精的一种，玉。我爱的是最大最粗的一种，山。她的爱品私藏在身上，我的，只能公开地堆在天地之间，倒也不怕人来掠夺。这些山石无非是米元章、徐霞客传授给我的，我死之后，也将传给后世的石迷山颠。比起来，她玩的石头是贵了一点。

我们讚美风景，爱说江山如画。其实画是静态的，失之于平面。山，是世界上最惊心动魄的超级立体。看山犹如看雕刻，必须面面观赏，才能成岭成峰，否则真是片面的画了，香港的奇峰怪岭，只要可能，我总爱绕行以观，窥探它们变化各殊的法相。看了十年的马鞍山，一直是它朝海的正面，直到最近，我才绕过它的佛身，到企岭下海的岸边，骇然引颈，仰望它项背的傲骨。我站的岸边相当于它的脚后跟，近在头上，它那与天争位的赳赳背影沉重地压下来，欺负着近处好几里的空间，连呼吸都受到了威胁。当时我的幻觉，是怕它忽然回过身来，吓，发现了我。这种意识朦胧的恐惧感，以前隔水看山是不会有的。

其实马鞍山不过七百公尺海拔，可是它的山脚浸到海中，急性子的陡坡名副其实是拔海直上，一下子就上了天空。另一座脾气不小的怪峰是霸住观塘和九龙城上空的飞鹅山。东行的大小车辆一罩进了山影，都像低头在过矮檐。山顶是看不见的，除非你车顶上开个天窗。每次太太都要警告我：「小心开车！不要看山了。」所以我没有一次把怪山看清楚，只能惊鸿一瞥，不是的，是恐龙一瞥。

我对那飞鹅山一直很有仰慕之情，设想立在峰顶，该是怎样得意的眼界，可是山高坡峭，只怕是登天无门。终于有一天，在地政署绘製的郊野详图上，发现有一条山道蜿蜒北上，可以绕飞鹅山一周下来。立刻便和我存驾车去探个究竟。

正如地图的说明所示，飞鹅山道又陡又狭，只能让一辆车依反时钟方向单行而上。桂冠房车在最低档的驱策下，一路腹诽着奋力盘旋前进。一盘盘的山道像绳索，牵动着四面的峰峦像转陀螺。王思任早就说过：「从南明入台山，如剥根，又如旋螺顶。」山道狭窄而多曲折，前途总是被绝壁档住，开头我还轻按喇叭示警，不久才发现确无来车。等到人烟渐渐落在下界，上面的群峰就聚拢过来，开它们巨头的高层会议。

忽然，道旁闪出了一方石碑，几个红字近前一看，竟是「国父孙中山母亲杨太君灵墓」。不由停下车来，翻看地图。原来此地叫做百花林，位在飞鹅山麓之东北。这真是意外之喜。我们立刻依着碑上箭头的方向，沿着芦苇杂生的石径走下坡去。大约一百码下，就瞥见几株疎杉之间露出一角琉璃瓦顶的憩亭。再一转弯，墓就到了。坟地颇宽，约佔三十多坪。后面是一道红砖砌成的矮墙，墙头盖着青瓦。墓硕大而隆起，乃水泥所建，正面一方灰青石碑，上面刻着「香邑孙门杨氏太君墓」几个金字。字体浑厚，不知道是否国父的手迹。墓前水泥铺就的大幅地面，又用矮矮的石栏围护。凭栏向东俯眺，只见山重水複，幽邃的谷地开处，是泊满艇船的白沙湾，更远处该是西贡海面，散布着三五小岛像是牛群在渡水，只略略露出了牛背。

「这风水真是不错，气象非凡。」我歎道。

「怎么比得上中山陵呢。」她说。

「中山陵当然气象博大，却不像此地负山面水。要不是墓裏的母亲带大了她的孩子，亚洲第一共和国由谁来带大呢？单凭这一点，这座坟就不朽了。」

「也真是的，来了香港十年，一直不知道国父的母亲葬在飞鹅山上。」

「我想许多香港人也不知道。」

「不知道她怎么会葬在香港。」

当天回家之后，我去中文大学的图书馆借了六七本国父的传记，专找记述杨太夫人的段落，为她描出了这样的轮廓：国父诞生的那一年，杨太夫人已经三十九岁。国父十二岁时，母亲带他从澳门乘一艘两千吨的英国小轮船去檀香山，依他的长兄德彰生活。据说杨太夫人当年就自行回国。此后她的行止在国父许多传记裏都没有记载，直到最后才见于罗香林的「国父家世源流考」：「杨太夫人于清末随长子德彰寄居香港九龙城东头村二十四号。宣统二年夏卒于旅寓。时国父适在海外，由同盟会员罗延年经纪其丧，葬于新界西贡濠涌百花林。」

宣统二年正是辛亥革命的前一年。杨太夫人病逝于那一年的七月十九日，当时国父正在新加坡为革命奔走。推算起来，杨太夫人享年八十三岁。国父之父死时七十六岁，也可称长寿了。但是国父一生只得五十九年，可见革命与建国的辛苦，杨太夫人生于道光八年，卒于宣统二年，生卒之日都在阴曆六月十三，真是巧合。她死的时候，孩子不在身边，革命也尚未成功。古来的志士烈士但知有国，不知有家。国家之幸，未必是家庭之福。每一个伟人的背后，必定有一个更伟大的女人，也许是妻子，也许是母亲，默默地承受着重大无比的压力。接到夏完淳狱中书的母亲，捧着林觉民诀别信的妻子，她们的那颗心，要承受多么沉重的锤打呢？苏轼的母亲读东汉范滂传，慨然歎息。苏轼问她：「我要是做范滂，母亲肯吗？」苏母说：「你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