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课 文明的咒语（第2/3页）

余秋雨：你的设想很合理，你所说的这一切都发生了。所有的人都在挖甲骨，不种地了，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冲突，例如地产所有者和甲骨挖掘者之间的矛盾，产生了械斗。一家人互相保密的情形也发生了。古董商人一来自然就有了集市，大家拿着自己挖掘的甲骨浩浩荡荡都去了，去了以后才发现，原来我的丈夫还有这一麻袋是我不知道的。最奇怪的是那些不太懂事的小孩，在大人已经刨过的地方，他再去挖，挖出一小片一小片的甲骨。甲骨不在于大小，而是在于里面文字的多寡和重要性，因此小孩也可能赚大钱。而且正像你所说的一样，开始出现了假甲骨。

罗振玉的弟弟一天可以收到一千多块甲骨，他后来送到罗振玉眼前的是一万多块。罗振玉对此，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理由很简单，一万多块甲骨，真的可以好好研究了；担忧的是现场被破坏了，一片狼藉。现场的破坏也就是一个与甲骨文有关的古代生态环境的破坏，其严重性可想而知。罗振玉下了决心，必须亲自去看看那个现场环境。1915年的3月，他真的去了小屯村。我曾经讲过，历史上有一些悄悄的脚步会被人们记住。罗振玉那一天的脚步大概也是这样。这是一个高层次中国学者第一次来到田野考察的现场，有人说，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起点。

由于罗振玉的现场到达，甲骨文出现了一个背景性的拓展。它不再是文人书房里一片一片分散的、片段性的存在，而是变成一个整体气场。这个气场，就是殷墟所在地。

中国学者很长时间不到达现场而只顾在书本中爬行的这样一条道路，由此画上了一条界线。遗憾的是，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还不明白田野考察对于人文科学的重要性，以为那是袁隆平先生他们的事。大家还是把尊敬投给那些号称“书斋学者”，也就是凭着古书臆想着种种时空关系的人。

王牧笛：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书斋里的思考在社会上往往以反讽的方式得以实现”。罗振玉这种转向实际上也是对只抱着经典文献死读书的一些书虫的反讽。如果只在书斋里皓首穷经，可能会少了许多“在场”的感觉，也会少了对文化的敏感。罗振玉正是凭着这种文化敏感最终成为这个领域的一代大家。

万小龙：但我觉得，这种精神在中国传统中也并不是没有一种先知式的昭示啊。像顾炎武就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有像陆游所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实际上正是罗振玉以及他所代表的这种实地考察的新学风的历史前奏。

余秋雨：我很高兴你提到顾炎武。在罗振玉之前确实也有像顾炎武这样的人，靠自己的脚去走了很多地方。顾炎武也做过书斋学者，读过很多书，但后来，他把远行考察放到了前面。远行时也带一点书，但不可能多，那就要精选了。我很喜欢他的一句诗——“常把《汉书》挂牛角”，可见他是多么喜欢《汉书》，又知道他是赶着牛行走的。我自己后来在数万里考察时遇到困难，总想起这句诗。

中国文明在明代之后的衰落，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除了顾炎武这样的特例，再也听不到大地的声音，再也得不到大地的活力，那它当然就会在自以为是的系统里边慢慢地枯萎。

在安阳，一批伟大的文献就要出土。这批文献一直埋在地下，连孔子都没有读到过，连司马迁也没有读到过。孔子曾经多次设想过商代，在《诗经》里读到商代，但是他也不太清楚商代是怎么回事，只能踮起脚远远地仰望。至于司马迁的仰望，那就更遥远了。而现在，商代人占卜用的具体物件就在眼前。如果不做田野考察，我们最多是过去读书人的孑遗而已，但是一旦面对现场，情况就不一样了。

确定安阳殷墟是商代的大都城并把它送达当代人的眼前，这是罗振玉的贡献。

罗振玉身边出现了一个大学者，他的学问比罗振玉还要棒，这个人叫王国维。

王国维作为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的学者，在文、史、哲诸方面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他留给我们一座巍峨的文化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的城垒上，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这位登上了甲骨文研究最高峰的大学者，和许多古老文明的研究者一样，也没有逃脱自杀的命运。一个王国维死了，而一个商代活了。当我们回味着中华古老文明的悠久记忆时，仍旧会对这位大学者的死良久沉思，想着想着，便想成了一部灰色的寓言。

王国维比罗振玉小11岁，他们早年的时候就认识，互相之间有比较深的交往。王国维对罗振玉和其他人收集的甲骨都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然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就是在1917年发表了一篇叫做《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的论文。包括罗振玉在内的不少甲骨文研究者，大多着眼于解释字的含义与内容，而王国维则把甲骨文当做历史研究的资料。他在论文里证明，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里面所写的商代的谱系基本正确，是信史。当然，里面也有一些错误，王国维给予了纠正。

大家知道，司马迁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开创者，他创造的中国古代历史的表述方式，其实是对于他之前历史的奠基性的叙述。这个奠基性的叙述在1917年被一个现代学者所鉴定，这个鉴定是司马迁自己当年都很想获得的。

王国维完成了一项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研究，这篇文章也可看做中国近代新史学的起点。中国古代历史在缺少鉴定和证明的情况下延续了那么多年，最后终于从地下获得了鉴定和证明。所以在二十世纪前期，尽管兵荒马乱、生灵涂炭，中国学者却进入了一个特别让人感到骄傲的时代。他们用科学的方法，使我们古代的历史更可信、更可依赖了。这是一个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很矛盾的了不起的成就，似乎对中国的新生有一种预示。可是，正如我前面讲到的，王国维没有摆脱甲骨文大师共同经历过的悲惨命运。

1927年6月2日的早晨，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出门上班商讨教学事宜。之后他又向同事借了点钱，雇了辆洋车往颐和园方向驶去。十一点钟他进入园内，在石坊前坐一会儿后便漫步进入鱼藻轩，从怀中取出纸烟慢慢抽起来。烟尽火灭，他突然纵身跳向昆明湖。这位声名显赫的大学者就这样平静地走向死亡。王国维到底为什么死，永远也说不明白。似乎能够说明白的是他那篇短短的遗文，但是遗文好像也不能完全说得清楚。

我想从宏现上来分析一下。当时的中国表面上看起来，出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三相结构”：社会现实发展得越来越糟糕，古代文物发现得越来越辉煌，中国学者却表现得越来越杰出。这“三相结构”有一种强烈的不一致。我们现在可以潇洒地来谈论它，可对王国维来说，他需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支撑这个“三相结构”，这就非常难了。他对古代了解得太多太多，特别是当甲骨文发现以后，商代已经重重地压在他身上，再加上他的其他研究成果，已经使他艰于行走了，但脚下的现实生活又是那么混乱。大家可以设想，一个人肩上的包袱越来越沉重，而脚下的路越来越崎岖，越来越狭窄，最后毁灭的只能是他的生命。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肩膀和自己的脚应该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最后只能选择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