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闪问秋雨（第2/8页）

对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您有什么话要说？对于当下中国众多文化人的八十年代情结您又是怎么看的？

余秋雨：那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年代。由于“文革”灾难刚刚结束，大家记忆犹新，因此是非清楚，大道彰然，即使争论也明明白白。不像后来，记忆渐淡，那些小人又重新活跃起来咬人、毁人。

八十年代由于小人的集体冬眠，在文化上进入了一个大思考、大决裂、大创建时期，一片意气风发。直到今天，我们还会穿过身边密密麻麻的小人阵仗而梦回那个年代，一次次热泪盈眶。

成年人似乎面临着来自小孩子的挑战，电视上小学生可以挑战成年人，也有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在使用愈加频繁的电脑影响下提笔忘字，念不对语音，说不好成语，写不对笔顺。更多的成年人在历史年号、典故知识的记忆上也比不上自己的孩子。您认为，成年人应如何面对基础文化知识的重新修补？

余秋雨：成年人的记忆力当然没有小孩子好，忘记一些文化积累是正常的，不必懊恼，也不必羞愧。成年人胜过小孩子的最大优势，就是人生体验，其中包括对古往今来多种文学作品的体验。这比语音、成语之类重要得多，我们正是在这些地方，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孩子们的老师。

你的问题让我产生一种担忧。这些年来，文化界有些人似乎越来越热衷于一些技术性的文化细节，而完全不在乎对大道、文脉、时运、诗魂、意境、心灵、感觉的体验了，这真是文化的一种可怕堕落。记住，文化之神永远大于文化之形，文化之道永远大于文化之术。对此，万万不可颠倒。

有越来越多的节目将目标放在小孩子身上，很多选秀节目将小孩子变得很成人化，很“不小孩”，而家长的纵容与制作人的刻意引导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小孩早熟”的现象，您怎么看？

余秋雨：不希望小孩反常早熟，也不希望有太多的小孩进入选秀节目。

成人没有理由如此侵扰幼者，喧闹的社会没有权利过早地玷污纯净的童年。

纯净的童年对人的一生来说都是无价之宝。拔苗助长是一种最残酷的伤害。每次看到五六岁的孩子在电视里模仿成人情感的节目，我都想伸手拨电话向公安局报案，因为有人在明目张胆地破坏《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

秋雨老师，我们发现现在许多电视剧，都是老片重拍，比如说《西游记》和《红楼梦》，都在计划重拍，您觉得反复地重拍是不是表示我们现在创作者的原创力枯竭呢？

余秋雨：除了极少数例外，我不喜欢老片重拍。在观众的审美心理学上，老片有一种“先期号召力”，但是，观众在观看时的对比和厌倦，必然超过这种先期号召力。更尖锐的问题是：那些老片产生在思想尚未解放的时代，在精神上很难引起当代观众共鸣。如果要共鸣，那就要对老片进行大规模的改编。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干脆拍个新片？

我估计，老片新拍，一是为了便于吸引投资，二是为了便于审查通过。

但是，既然身处一个主张创新的时代，老片新拍不值得提倡。

国内外的媒体更加关注于章子怡、刘翔这些文体明星，而忽略了其他的社会精英分子，比如说科学家。这些您是怎么看的？

余秋雨：很正常。如果科学家也变得像影视、体育明星那样受媒体关注，世界就犯病了。请注意，受媒体关注是一种牺牲。只有章子怡、刘翔他们的牺牲，才有科学家们的安静。

韩寒与陈丹青在做客某电视台节目的时候，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评判，认为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一些大师比如冰心、茅盾等人根本不是什么大师，而是在时代背景下被过誉。为此遭到网友的暴怒型攻击，认为韩寒侮辱大师，不尊重文学。其后韩寒也写了多篇博文论述此事，言“你的大师不是我的大师”。您对此怎么看？

余秋雨：“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太政治化，又太夸张，应该容忍后人作一点不同的判断。不同的判断也不必成为“定论”而获得“公认”，因为“定论”和“公认”之类的概念在多元文化的时代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开设过一门现代文学史课，打破通行的格局，只凭我自己的艺术感觉选择作家，结果认为较好的作家只有鲁迅、沈从文、曹禺三人。八十年代鼓励对一切问题进行重新思索，因此我的这种大胆之举也没有受到非议，北大的王瑶教授看了我的讲稿后还写来热情的长信大加称赞呢。

这些年我多次去美国讲课，凡是在纽约开讲，高龄的夏志清教授都会来听。在几次聚餐时，他对我说，他不喜欢老舍的小说。我说，我不喜欢他老人家推荐过的钱钟书的小说，智慧过剩；我也不太喜欢张爱玲小说中那股太故意的阴沉气息。我们两人总是说得高声大笑。

记得有一次王元化先生对我说，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里边的人都很好，但笔下却缺少才气，比较平庸，他问我有没有同感。我很有同感，但其中牵涉到的作家就多了，除了茅盾，还有郑振铎、叶圣陶、许地山、王统照、郭绍虞等。这不是对前辈不恭，而是维护自己进行文化判断的权利。

很多年前招收博士生，有一位考生明确表示对莎士比亚的不满，我非常欣喜，予以录取，尽管我还是喜欢莎士比亚的。但我也很清楚，梅特林克、易卜生他们正是因为反对莎士比亚剧中那种毒药、暗杀、决斗，而是主张表现“平常人的平常事”，才走出了欧洲文学的新局面。

说了这么多，我是想借此鼓励你们，不要成为被教科书控制一辈子而放弃了自身文化感觉的人。更不要因为别人表达了与教科书不一样的想法，就“暴怒”。你们千万不要成为思维僵滞、情绪激烈的族群。

1919年的时候，麦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演讲，号召当时德国的青年以政治为业。联系我自己在政府部门实习的经历，曾经有一个领导跟我说，政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业，但是我现在看周围的同学很多都是热衷于进投资银行，进咨询公司，喜欢投身于政治、从基层做起的北大、清华的同学还是非常少，我就非常疑惑，政治还是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业？

余秋雨：我不认为政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业。从来不是，尽管有时看起来像是。中国由于几千年的封建集权统治，沉淀成两种心理：本能地觊觎官场，又本能地仇视官场。这两种心理看似对立其实出于同根，都不利于人文理性的建立。麦克斯·韦伯是一个社会学家，又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欧洲，说那样的话很可以理解的。他身后的德国历史证明，那种主张有可能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