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闪问秋雨（第3/8页）

前段时间有一个清华学生，因为工作不太顺利就去卖炒粉，也有北大同学去卖肉也被炒得沸沸扬扬。您觉得他们在当前激烈的竞争条件下，自己去选择这样的职业真的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吗？

余秋雨：当然不丢脸。如果他们真行，也许能把相关的食品业整合起来。真正丢脸的，是那种拿了名校学历却无所作为，又想让别人尊敬的人。

人生最大的陷阱，是自欺欺人。要想走出这个陷阱，需要支付巨大的勇敢，因为社会早已习惯于接受自欺欺人。有一些自欺欺人，还包含着父母的心血、老师的设计，因此一步走错便伤筋动骨。今天中国的所谓名校，有可能躲藏着最多自欺欺人的成分。

秋雨老师曾提到我们对历史的态度，包括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信任历史，包括上个世纪早期的时候，像傅斯年、顾颉刚他们“古史辨”就提出对古史有一个量新的考量，那么我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认为历史可以构成我们生活的根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信史而不是疑史？

余秋雨：历史很难信任，因为历来的高层史官把它宫廷化了，底层艺人把它故事化了，大多民众把它情绪化了。出此三“化”，能有几人？

相关资料，看看可以，主要是寻找自己心中的历史。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经验，能让我们信任一种独特而又可靠的逻辑。由此我可以借用我的同乡王阳明先生的语言结构来表述一种主张：心外无史。

至于那些历史学家的“古史辨”，戳穿了很多历史的虚假性，这是有价值的，但他们自己也掉到真实性的泥坑中去了。那些史料考证，可以洗刷一些明显的虚假，但这些史料考证就是可靠的吗？

我们发现，在网上炮击名人的现象好像越来越多，比如章子怡不爱国，刘德华没有爱心，但是我们感觉这些名人，实际上他们的行为并不至于遭到这么强烈的谴责，您觉得这种现象正常吗？

余秋雨：无端地攻击他人，永远是一种罪恶。古人说：“天下固有百恶，恶中之恶，为毁人也。”以为攻击名人可以脱罪，其实是一种暴民心理。“文革”早就由红卫兵、造反派试练过了，他们当时残害的对象，叫做“三名三高”，简单说来，就是名人。

攻击名人的道德缺失，是一些真正道德缺失的人借着名人在完成一种自我精神补偿。他们见财、见色、见权都会产生一种犯罪冲动，但社会上树立的却是一系列道德模范，他们无处宣泄这种犯罪冲动，只能通过对名人的幻想或诬陷来勉强寄托。因此，中国的名人必须为这些人承担这样的心理投射义务。

如果要想控制这种现象，只能企盼法律。哪一天，中国的法制建设能让诬陷罪、诽谤罪、侮辱罪真正获得审判，情况就会有所改观。

我们一直在谈论历史。有一句话叫做“盛世修史”，那现在中国涌动的对历史的近乎狂热式的推崇，是不是表明了我们现代涌动的某种民族主义的思潮，或者是我们对于中国的崛起有一点点浮躁的某些现状呢？

余秋雨：真正的盛世不太“修史”。狂热地寻找历史话语，多半是为了获得精神安慰。而且，这种精神安慰是幻想式的，片面裁取的，迎合无知心理的，哗众取宠式的。因此，这样的“历史热”，如同民间节庆祭祖的炮竹烟火，转眼即逝。

有良知的智者，应该在人们忘记历史时独自走向废墟，或者，在人人大谈历史时悄悄离开，去思考民族的痼疾。

北京奥运期间实行机动车单双号行驶，广受老百姓的好评，甚至大多数人认为应该一直沿用下去，为此韩寒在博客中创作了一篇小说，大胆设想单双号限行数年后各种因果关系下引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您认为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如何在民主和多数人的暴政之间求得平衡点？

余秋雨：韩寒的小说没看，但“多数人的暴政”是一个深刻的政治概念。

“多数人”极易盲从，“多数人”无法实证，“多数人”难以反驳，但“多数人”又常常被看做“民主”。这是我在“文革”灾难中反复看到的事实，几乎颠覆了我以前接受的所有政治常识。一切反对民主却又要伪装民主的人，都会利用暴民，害怕暴民。我敢断言，人类灭亡的原因，除了自然灾害外，一定是暴民受到了挑唆而广泛失控。

是选择理性的民主，还是多数人的暴政？这两者之间无法取得平衡，只可取前者，否定后者。如果试图平衡，结果必然失去民主。

我们在给孩子们介绍中国文明的那些历史和经典著作的时候，是应该把它们改写成非常浅显、非常明白的小故事讲给他们呢，还是保持它原来的形态，让孩子们去背诵《三字经》《论语》呢？这似乎需要进行取合，秋雨老师怎么看？

余秋雨：两种途径都要。最难的是对经典作出精彩的“现代阐释”，这不仅仅是对孩子的问题。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主义时期，出现了一大批“现代阐释”大师，使维纳斯、拉奥孔等古代艺术作品，以及古希腊的哲学著作获得普及的现代生命。其实，后来他们对但丁、莎士比亚、歌德、贝多芬、毕加索的阐释也很成功。

阐释，是现代良知与古代情况的对话，也是现代对古代的一种选择。这个工程，不亚于一项重大的学术研究。中国近代一直没有出现类似于欧洲的阐释者群体，有一些学力深厚的学者开始做了，如王国维、陈寅恪，但他们没有把阐释之桥通向普通民众，因此还只是学术性阐释而不是社会性阐释。

前段时间上海的历史教科书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淡化了战争史，尤其是革命战争史，而代之以重视物质文化历史的记述，而且描述方式也有一定的变动，您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待的？如果让您编一部中学历史教科书，或者说您心目中比较理想的历史教科书，会是怎样的？

余秋雨：上海对历史教科书的这种调整，方向是正确的，可惜最终又屈服于历史界和教育界的压力，缩回去了。这又一次说明，上海人不乏明智，但缺乏勇气。

在我看来，不仅历史教科书要调整，总体历史观念也要调整。我们流行的历史观念，来自于朝廷史官，因此可称之为“宫廷政治史观”。后来产生的革命战争史，也是从这种“宫廷政治史观”派生出来的，只是方向不一样罢了。就像下一盘棋，黑白倒置了，棋还是这盘棋。

我们应该从“宫廷政治史观”转向“全民生态史观”。人类文明的实质性推进，中国文化在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上的具体成果，才是真正需要研究和教学的课题。相反，一次次走马灯似的改朝换代、农民起义，对文明和文化来说，确实未必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