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稍稍打开的窗

当天晚上就知道了，我在农场期间，爸爸单位的造反派已经下台，一些老干部在掌权，但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爸爸平时可以回家，一有“风吹草动”，还要去单位报到，接受关押。

现在掌权的老干部，在“文革”初期也是与爸爸一起被“打倒”的。为什么他们没事了，爸爸还有事？到底什么事？

我怕触动爸爸的伤心处，没敢问。

过了两天我试探性地问爸爸：“什么叫风吹草动？”

爸爸说：“不大清楚，好像是指外面的阶级斗争形势。”

我顺手拿起桌上的一张报纸，说：“现在外面的阶级斗争形势是，连美国总统尼克松都要来了！”

尼克松是一九七二年二月下旬到上海的，离林彪事件还不到半年。周恩来要与他在锦江饭店谈判，他的车队从西郊宾馆出发，要经过南京路。

那天我回家，看到爸爸、妈妈都准备出门。

尼克松的来到，就是爸爸上次所说的“风吹草动”，而且是大吹大动。爸爸作为被审查对象，有破坏嫌疑，必须到单位关押。这对他来说早已不用做什么准备，心情轻松地坐在一边等妈妈。他单位正好在南京路，可以与妈妈一起走。

妈妈为什么要去南京路？是为了站在沿街的窗口欢迎尼克松。这不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而是看上了他们对南京路沿街住户的陌生，因陌生而构成安全制衡。

我问妈妈：“上级对你们提过什么要求吗？”

妈妈说：“已经到居民委员会开过会。一要防范有人向尼克松车队开枪，二要防范有人与尼克松车队联络。”

爸爸笑了：“第一种防范，是把尼克松当国宾；第二种防范，是把尼克松当敌人。”

妈妈说：“还规定了，三分之二的窗关闭，三分之一的窗打开。我幸好分在关闭的窗里。”

我问：“为什么说幸好？”

妈妈说：“打开的窗子里要挥手，很麻烦。规定了，不能把手伸出去大挥大摇，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也不能不挥，因为他们是毛主席的客人。”

“那怎么挥？”爸爸好奇地问。

妈妈说：“居民委员会主任已经做过示范。不伸手臂，只伸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摇摆。面部表情不能铁板，也不能高兴，而是微笑。”

爸爸按照这个标准练习起来。妈妈说：“你不用练，你的窗户一定关闭。”

正说着，阳台下有人喊妈妈。我伸头一看，下面很多中老年妇女已经集合，中间还夹杂了一些老年男人。

爸爸、妈妈下楼了。我在阳台上听到居民小组长在说：“你们两个都去？太好了，我们正愁人数不够。”

爸爸说：“我还有别的事，只是顺路。”

我暗笑，“别的事”，就是去关押。

在爸爸、妈妈的窗口下经过的尼克松，与周恩来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随之，中国又要恢复联合国的席位。整个局势转眼间就发生了重大改变。

后来才知道，周恩来在尼克松访华前几个月，就到上海布置了重建教育文化的一系列工作。他认为，要结束封闭，首先要结束灾难。当时上海的官员中有不少“文革派”，他们从林彪事件和中美交往中知道形势已经逆转，多数人在万分惶恐中转变了立场。周恩来在上海下令，为了应对重返联合国和推进中美关系的紧迫人才需要，大学立即复课，所有的教师回校编教材、编学报、编词典。

中文教材最容易受到极左派指责，按照当时的主流意识，只有用“革命样板戏”和毛泽东诗文做教材，但周恩来决定，先以鲁迅为教材。因为鲁迅是真正的文学家，经由他，可以兼及现代文学、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各种文体。同时，周恩来还考虑到，鲁迅是毛泽东肯定过的，先用他的作品做中文教材，极左派虽然不高兴，却也不便立即大声反对。

这件事，就与我有点关系了。

周恩来指示成立的鲁迅教材编写组设在复旦大学的一个学生宿舍，由上海各文科高校的教师组成。我受学校的指派去参与，但分到的事情很少，只注释了鲁迅的两篇小说，写了鲁迅在广州几个月的事迹，几天就做完了。然而，看着各校教师刚刚从农村回来就全心投入了教材和词典的编写，又听说北京也在大规模地标点古籍、翻译名著，我产生了一点感动。

很快，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入学了，复旦校园里又出现了阔别多年的热闹景象。说是“工农兵学员”，其实就是前些年中断学业“上山下乡”的中学生。他们是幸运儿，多数同龄人还在农村，没有获得上学复课的机会。但是，他们的出现，却使周恩来领导的教育文化恢复工程有了生命化的证明。教师们一见，知道这事是真的了。

几乎所有的教师都立即手忙脚乱地抢时间，要把损失的几年补回来。他们当时所写、所讲的内容，还比较粗糙，来不及筛去时代的杂质。可理解的是，这是在救急，就像救灾的米麦中夹带着杂质一样。

我由于前几年已经彻底绝望，因此面对这样的大转折，走在校园里一次次眼眶湿润，心里总重复着四个字：“天佑中华。”

我这个人一直对政治人物缺少理解，但对于在灾难中恢复教育文化的周恩来，却是佩服。因为如果他不在一九七一年就开始做这件事，中国教育文化的精气神难免散尽，再收拾就不容易了。我曾说，为什么后来恢复高考时所有的大学都有能力立即开课？因为周恩来在五年前就已经开始在做准备。

但是，这么重大的壮举，在极左派看来是“右倾翻案”，他们坐立不安。

那天我回学院，看到教育楼的红砖外墙上新贴出一条标语：

不要资产阶级文痞，

宁要无产阶级文盲。

这种标语在当时看得多了，但这次，显然是针对着周恩来领导的复课。

我历来不怕极左派，现在更不怕了，就立即在标语边贴了一张纸条，这在当时叫“戳一枪”。我写的是：

上海的流氓总把别人说成是流氓，上海的文痞也是一样。

写完，签上自己的名。刚贴出，就围着很多人在看，表情兴奋。可见，社会气氛已变。当天下午，张可老师在路边看到我，一笑，说：“那一枪，很准。”

我说：“我看了那么多年，发现破坏文化的，都是文人。他们是真正的文痞。”

张可老师说：“文痞很滥，你要小心。”

我说：“不怕他们。”

果然，第二天下午，在我贴纸条的上方，一条新标语又出现了：

警惕老保翻案！

“老保”，指的是反对文革的“保守派”。在我们学院，领头的有三个，被造反派称为“三座大山”，我是其中之一，大家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