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稍稍打开的窗（第2/2页）

我又在这条标语边“戳一枪”：

天地大案尚未审，

何人翻案未可知。

这次我干脆署名为“老保大山”。如果在几年前，这样署名一定会遭来暴徒们的批斗，但现在形势已经不同。周恩来、尼克松、联合国、编教材……这一切，加上我家与造反派的生死仇恨，再加上自己在农场的极限挣扎，已使我浑身胆气。

就在这时，我爸爸得了重病。急性肝炎并发糖尿病、高血压，已从关押处转到医院，医院连续发出六次病危通知。

医院里的爸爸，脸色姜黄，骨瘦如柴，看到我，居然满眼抱歉。他的意思是，带着那么多麻烦没有解决，却要离世而去，整副家庭重担撂给我这个还没有工作的大儿子身上了。

爸爸看来已经凶多吉少，没想到，一位叫姚鸿光的医生用中西医结合的实验，救了他一命。

我的几个弟弟都在农村和渔船上艰苦劳作，只能由我陪妈妈到医院照顾爸爸。但是，按当时的交通条件，复旦大学离市区实在太远。

因此，我离开教材组回到市区，与妈妈轮替着到医院病房照顾爸爸。爸爸的病情，似乎在一点点好起来。我觉得这是天大的侥幸。我两次暗暗自勉：天不绝人，人不该自绝，既临绝境，正无妨更加勇敢。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医院附近有一家创办不久的文学杂志《朝霞》，遇到了大麻烦。

这家文学杂志很“左”，没有什么水准，却有一篇小说被认为有讽刺“工总司”之嫌。这可不得了，“工总司”司令王洪文在林彪事件后已跃升为中国的第三号人物，仅次于毛泽东和周恩来。毛、周都是生了重病的老人，王洪文眼看要成为全国最高领袖了，这种态势使他在上海造反时的小兄弟骄纵得不可一世。“谁敢讽刺我们？”他们二话不说冲到《朝霞》编辑部，横七竖八地贴了大量威胁标语，说如果不立即认罪就要来“捣烂”、“踏平”、“血洗”。

我去看了一眼编辑部，在树林般的飘飘纸幡下，那些编辑吓得面无人色，不知道该怎么办。

“又是工总司！”我想，爸爸被他们折腾了那么多年我都找不到他们，他们竟到这里来撒野了。我无力抗击他们，但如果他们得势，岂非白活一遭？第二天我离开爸爸病房后就去找了当时被称为“写作组”的文教管理部门，那家杂志应该也是他们管的。

谁知他们那里更加惶恐，原本联系《朝霞》的一位陈女士已经逃走，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他们不了解我，但从表情看出了我对工总司的厌恶，就对我说：“我们的人不能去了，你方便，去看看工总司的动静，好吗？”

我说：“我早就想会会他们了！”

我去了编辑部，避过两个号称“工人作家”的疑似“工总司”坐探，与其他编辑一起想了一个办法：找几十名工农业余作者，满满地挤在编辑部楼梯口的那间大房间，听我的讲座。这样，工总司如果来动武就有困难了，因为这么多听讲座的作者也全是工人和农民，而我，只是一名青年教师，没有别的身份。

我先讲鲁迅小说。几天后，再讲《红楼梦》。当时已经知道，毛泽东也喜欢《红楼梦》，因此可以大胆讲。但有时我想到屈死的叔叔，会突然语气哽咽，使听讲者大感奇怪。我边讲边关注着房门口的楼梯，等着工总司。

“工总司”如果真来动武，一定会把我抓走，然后查出我爸爸是被他们打倒的对象，后果有点严重。因此，那些天，我真正算得上大胆。门口有了较大的响动，我心一哆嗦，然后吸一口气，继续讲。

后来，据说王洪文在北京也不想上海的兄弟再折腾这等小事，危机过去了。那个先前躲起来了的陈女士重新高调出现，我又回到了爸爸的病床边。但不幸的是，我已传染了爸爸的肝炎，一时病情比爸爸还重，自己要住医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