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山间的田园(第3/3页)

第三种方式可以说得拗口一点,叫“不可逆切割”。桃花源的独自美好,容不得异质介入。那位渔人的偶尔进入引动传播,而传播又必然导致异质介入。因此,陶渊明选择了一个更具有哲学深度的结局——桃花源永久地消失于被重新寻找的可能性之外。桃花源中人虽不知外界,却严防外界,在渔人离开前叮嘱“不足为外人道也”。渔人背叛了这个叮嘱,出来时一路留下标记,并且终于让执政的太守知道了。但结果是,太守派人跟着他循着标记寻找,全然迷路。更有趣的是,一个品行高尚的隐士闻讯后也来找,同样失败。陶渊明借此划出一条界限,桃花源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隐士天地,那些以名声、学识、姿态相标榜的“高人”,也不能触及它。

这个“不可逆切割”,使《桃花源记》表现出一种近似洁癖的冷然。陶渊明告诉一切过于实用主义的中国人,理想的蓝图是不可以随脚出入的。在信仰层面上,它永远在,在实用层面上,它不可逆。

不管是田园还是桃花源,陶渊明都表述得极其浅显易懂,因此在宋代之后也就广泛普及,成为中国文化的通俗话语。但在精神领悟上却始终没有多少人趋近,我在上文所说的“似远似近、若即若离”,还是客气的。

例如,我为了探测中国文字在当代的实用性衰变,一直很注意国内新近建造的楼盘宅院的名称,发现大凡看得过去的总与中国古典有关,而其中比较不错的又往往与陶渊明有关,“东篱别业”、“墟里南山”、“归去来居”、“人境庐”、“五柳故宅”……但稍加打量,那里不仅毫无田园气息,而且还竞奢斗华。既然如此物态,为什么还要频频搬用陶渊明呢?我想,这一半是遮盖式的附庸风雅,一半是逆反式的心理安慰。

更可笑的是,很多地方的旅游点都声称自己就是陶渊明的桃花源。我想,他们一定没有认真读过《桃花源记》。陶渊明早就说了,桃花源拒绝外人寻找,找到的一定不是桃花源。

当然,凡此种种,如果只是一种幽默构思,倒也未尝不可。只可惜所有的呈现形态都不幽默。

由今天推想古代,大体可以知道陶渊明在历史上一直处于寂寞之中的原因了。

历来绝大多数中国文人,对此岸理想和彼岸理想都不认真。陶渊明对他们而言,只是失意之后的一种临时精神填补。一有机会,他们又会双目炯炯地远眺三国群雄式的铁血谋略,然后再一次次跃上马背。过一些年头,他们中一些败落者又会踉踉跄跄地回来,顺便向路人吟几句“归去来兮”。

我想,这些情景不会使陶渊明难过。

他知道这是人性使然,天地使然,大化使然。他不会把自己身后的名声和功用放在心上。

他不在乎历史,但拥有他,却是历史的骄傲。静静的他,使乱世获得了文化定力。

当然,一个文人结束不了乱世。但是,中国历史已经领受过田园和桃花源的信息,连乱世,也蕴涵着自嘲。

自嘲,这是文化给予历史的最神秘的力量。

点评一:

陶渊明的诗句,文人没有不会念的,但能体会陶氏意境的少之又少。因为那不是故作的境界,不是炫耀性的姿态,而是达到的自在状态。安静,作者用这个词来概括陶渊明的特质,相当贴切。平衡,和谐,放松,呈现出来就是安静。(老愚)

点评二:

每读陶渊明《桃花源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不免想到帝尧时的《击壤歌》和老子的“小国寡民”。前者是一个传说中的大同世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后者是老子的乌托邦社会:“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世间没有桃花源,那个误入其间的渔父出后不能再入(尽管他一路上作了标记),甚至世外隐士闻讯前往也无路可入——那只是诗人虚拟的彼岸隐喻。(马策)

点评三:

魏晋时代,有着明显的文化沉积层。三国群雄的意气高扬、魏晋名士的清谈叛逆、陶潜的安然独立,构成了那个时期文化演进的深层原因,同时也构成了古老民族集体人格的不同呈现。在三种不同的人格呈现中,作者将眼光聚焦于怡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上,停留在“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身上。

作者从两个层面分析其精神和思想。第一个层面,“此岸理想”即“田园”,“田园”是其物态象征。他信仰自然,追慕自然,投身自然,耕作自然,再以最自然的文笔描写自然。第二个层面,“彼岸理想”即“桃花源”。自耕自食的田园生活虽然让他远离了尘世恶浊,但带来的却是肢体的病衰、人生的艰辛,于穷困中写下《桃花源记》,“桃花源”成为他可望而不可即的一个终点。(唐军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