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寒舍坐一会儿

一

近年来我应邀到海内外各地讲述中华文化史，总是截止于清末，再顺带讲述几句近代。但是，几乎每次，都被要求多讲一段中华文化的现状和未来。记得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演讲时，每一场听众的现场提问都主要集中在当代。因此，今天我整理完自己从灾难的废墟上开始寻觅中华文化的艰难历程，最后似乎也应该加上这么一篇。

一个研究者要高屋建瓴地论述当代是很困难的，唯一可行的是从自己的个人感受出发。这就像带着一批朋友畅游了名山大川，最后走进小巷子，邀他们到家里坐一会儿。

这似乎不太妥当，但没有办法。现今的街市间没有名山大川，与其去参观搭建起来的假景，不如在寒舍聊聊彼此见闻。

那么，“当代”的界定也只能把我自己出生后的历程当做标尺。

我对中国的当代文化，有一些比较正面的体谅。这一点，曾使很多海外华人学者有点吃惊，怀疑我是不是迫于某种政治压力在讲奉迎话。但他们细看我前前后后几十年的言论，又没有这方面的痕迹。我直言相告，他们是上了“政治文化一体论”的当。不管是褒是贬，都从政治立场出发来绑架文化，因此就失去了冷静理性，失去了事实真相。

一九四九年我才三岁，已经有点懂事，生活在浙东一个离县城还有六十里地的偏僻农村里。长大后知道，当时发生过很多过激行为，但在浙东似乎比较温和。体现在我们亲属里，就是外公被评上了“地主”，遭了几次批判，抄了家；好在他原来就已经败落，家徒四壁，从来也不关门，抄不抄一个样。剩下来的事情，大多属于文化范围了。

许多从城镇里来的知识青年，以“工作队”的名义穿流在各个村庄之间，组织妇女会批评一个个“恶婆婆”，成立农会劝导一个个“懒汉”、“二流子”，全力扫除文盲，开办小学，设立卫生站，为民众注射各种疫苗……

我后来慢慢明白，这是在多年战乱之后，一种迟来的文明生态在进行着匆忙填补。当然也与新政权要向人民表达自己的文明水准和办事能力有关，但在内容上却不完全是政治行为。我母亲作为地主的女儿应该是政治对立面吧，却是最受尊敬的扫盲班教师。而我，则进了刚刚开办的小学，开始了我漫长的学习历程。我的叔叔是上海的高中毕业生，也主动报名到安徽农村去做类似的事情了，偶尔回家乡探视祖母，还在村庄里组织农民剧团。

为此我曾在台湾发表过演讲，说如果只用政治对抗的目光来看待一切，一定会遗漏一些最根本的文化事实。例如，中国早先是一个农业国，像我家乡一样的广大农村，第一所小学、第一个邮局、第一家医院、第一条公路、第一张报纸、第一部电影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这无论如何应该予以正面肯定。因为这个国家实在太大了，而世界上至今还没有出现这一切的地方仍然不少。

这中间，我最为看重的是文化教育。在我出生时，周围方圆几十里地，作为王阳明和黄宗羲的家乡，识字的人少之又少，肯定不到千分之一。也就是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是文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自豪的中华文化会在哪里呢？这片辽阔的土地又与文化有什么关系呢？因此，当年我母亲有机会教书，我和很多同学有机会读书，是不小的事情。历史已经证明，近三十年我家乡经济的突飞猛进，第一批开拓者正是我的那些老同学和他们的学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之后，教育文化受到极左政治的骚扰。我们最喜欢的几位老师被划为“右派”，抬不起头来了。课本上也出现了一些政治性课文。但是，即使这样，政治与文化还是两件事。不仅数学、物理、化学仍然教得非常认真，而且语文课本里文言文的比例很高，读写能力训练很严。我那时已经到上海读中学，在学校里熟读了《论语》和《离骚》，浏览了几乎所有第一流的中国古代文学名著和世界文学名著，学会了写作古体诗词，英文学得也不错。

政治终于强蛮地笼罩住了文化，那是到了“文化大革命”。

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呢？我想，是因为那些“左”派政治人物看到文化实在太不听政治的话了，因此要狠狠地对文化开刀。由此可知，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文化还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在走的，否则不会让政治发那么大的火。

二

直到今天，海内外很多研究者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论述，还是停留在上层政治人物的起落进退上，实在是把一场民族灾祸缩小了，太对不起那个时候遭受苦难的广大民众。

对此，我作为一个亲历者，与这些研究者的看法完全不同。

德国思想家莱辛说过，那些政治人物因为地位太高，所以变得不太重要。这话听起来好像很矛盾，其实非常深刻。在没有政治民主的时代，地位并不具备代表性。他们在特殊的圈子里升沉荣辱，有特殊的游戏规则和因果逻辑，广大民众并不了解，也难以判断，更无法拿自己去类比，完全不存在社会的典型意义，因此当然不太重要。

什么是真正重要的呢？是民众的生态，尤其是决定一种文明能否延续的文化生态。

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对于文化生态带来以下两方面的祸害——

第一方面，纵容了邪恶与野蛮。也就是说，纵容了文明的敌人。这与我小时候在乡间看到的文明普及运动正好完全逆反。其实，邪恶与野蛮到处都有，永远都有，却在那个时期被合法化、英雄化了。一批被称之为“造反派”、“红卫兵”的激进分子，恶言恶语，到处批判，横冲直撞，无所不为。我仔细观察过，其中一小部分人可能是出于对官僚专制的不满趁机爆发，而多数则是各单位的偏执人物和狂妄人物，以“响应号召”为名，冲撞社会上一切高于自己的文雅所在。这又吸引了不少地痞流氓的加入，情况就更加严重。他们经过极短时间的互相模仿，居然夺得了很大一部分权力，天天进行着反文明、反文化的示范。我父亲和叔叔，以及后来的岳父，都在那个时候受到严重迫害。

这些反文化、反文明的示范，最终集中在一种观念上，那就是：攻击永远有理，伤害永远无愧，名人永远有罪，罪名永远无限。这种观念立即普及于社会，使文化顷刻变得形影相吊、孤立无助。

第二方面，是全国停课废学，“上山下乡”。说农村就是学校，农民就是教师，实际上是全盘取消教学，全盘否定城市。这种情况，自从中国进人文明门槛之后，在非战争状态下还是第一次发生。在欧洲，法国大革命期间也出现过很多暴力，却没有停止教学，因此法国文化没有受到太大伤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中国的停课废学，由于事涉千家万户，牵连文化传承，实在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文化大事件，等于爆发了一场文化大地震。我们全家子女从我开始，留下了毫无指望的祖母、父亲、母亲，全部“上山下乡”，无一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