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寒舍坐一会儿(第3/4页)

然而,奇怪的是,虽然很多人在努力,成果也有不少,但一年年过去,文化在社会转型中却越来越滞后,越来越迷乱,越来越失去公信力。

它似乎遇到了很多麻烦、很多陷阱。

因此,我要以自己几十年的体验和观察,来说一说中国文化在现代遇到的一个大陷阱。

不错,把文化当做欢庆的装饰、宣传的工具、政治的话筒,不断地营造由晚会、评奖、精品、大牌所组成的假大空排场,是一个陷阱。但是,这个陷阱对于真正的文化人和艺术家而言,是能够避开的。而且,即便算是一个陷阱,也已经众目睽睽,而众目睽睽的陷阱就不叫陷阱。

另外,把文化当做一己的装饰、圈内的摆弄、超世的枯奥,不断地编织着由无效、无能、无聊、无稽所组成的伪精英表演,也是一个陷阱。但是,这个陷阱也已经被渐渐识破,造不成太大危害了。

那么,特别具有危害性的陷阱究竟在哪里?

大家不妨在心底自问——

文化是由人创造的,文化史是由一串无可置疑的名字构成的,但是为什么在文化的旗号下越来越排不出像样的名字来了?那些没有官衔卫护的文化创造者,为什么全都流失在文化的边缘地带?他们的光荣和尊严是被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消解了?

中国现代政治风波虽然很多,但是不少艺术家本来并不是政治运动的目标,也没有被政治人物点名,却为什么总是首先受害?是什么力量把他们推进了政治诬陷的泥坑?

老舍为什么自杀?沈从文为什么搁笔?赵丹为什么要留下一个“免斗”的遗愿?

眼下中国已经不可能在文化界发动大规模的整人运动,却为什么几乎所有著名的文化创造者都难于放松,是什么样的潜在信号给了他们这种心理防范?

为什么一些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文化成果全都成了“有争议的作品”,它们的作者又都成了“有争议的人物”?

大家都说“人怕出名猪怕壮”,那么,是什么样的隐藏群体拿着一把把杀猪刀,等待着一个个文化名人?

……

这样的问题可以一直问下去,但似乎不必了。一种看起来并不太重要的存在造成了这一切。

它是什么?答案很简单,但表述起来却很长:它是一种以鄙视文化为前提,以嫉贤妒能为起点,以窥私抹黑为手段,以上纲上线为套路,以大众传播为舞台,以打倒名人为目的,以一些充满整人冲动的低层文人为主体,能够快速引发世俗起哄而又永远找不到阻止办法的民粹主义大揭发、大批判。

这句话虽然长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但只要是中国人,一看便知。它,就是它。好好一段中国文化史,被它困住了。很多高贵的文化灵魂,被它缠苦了。

已故作家王小波说,中国文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做事的人,一种是不让别人做事的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后一种人的力量大得多。这就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最大陷阱。

我们所说的这种大揭发、大批判,与西方近代学术界提出的“批判”概念正好相反。它不是以真相、理性、探讨、反思为基础,而是以虚假、情绪、造势、攻击为生命,因此在根本上与人文精神背道而驰。中国文化千好万好,却也有不少致命弱点,为它提供了特殊的滋生条件。

例如,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缺少实证意识。到处都喜欢谣言,大家不在乎真假,整个文化不具备辨伪、辟谣的功能和程序,这就成了它长驻不走的温床。

又如,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还缺少法制意识。从来未曾把人身权、名誉权太当一回事,也从来未曾把诽谤罪、诬陷罪太当一回事,这就成了它安居无忧的围墙。

再如,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又缺少对公共空间的认知。很多人看到伤害文化的事件,不知道自己应该承担什么责任。甚至像英国哲学家罗素批评中国人的那样,看到同行受到伤害还暗暗自喜。这就纵容了它在大庭广众之间、公共媒体之上如入无人之境。

如果说得更深远一些,那么,中国历史上一再盛行的法家谋术、小人哲学、暴民心理、反智传统,加上现代史上无边无际、无休无止的阶级斗争的观念和实践,合力挖出了这个巨大的陷阱。

从表面上看,很多文化创造者并没有直接遭遇这种大揭发、大批判,因此没有切肤之痛。而他们的作品为什么永远被民众冷淡?他们的职业为什么永远被社会侧目?正是因为这种大揭发、大批判反复地蹂躏了民众的审美感知,长久地污辱了文化的基本尊严。那些人所发起的每一个整人事件,都是对整个文明机体的蚕食。

其实,很多沉默的中国民众虽然深受荼毒,却也看出了一个规律:某种人物越活跃,某些报刊越畅销,文化的状态就越糟糕。

中国最有骨气的现代作家巴金终于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早在“文革”之前就对“某种人物”发出了挑战。巴金说,那批人数量不多,影响极大,平日不知道藏在哪里,一有风吹草动就突然跳出来,在报刊上一会儿揭发这个,一会儿批判那个。看到这家院子里花草茂盛,就大声咒骂,听到那家阳台上鸟声动听,就抡起了棍棒。他们总是制造各种帽子给别人戴,帽子上写着他们随意编造的各种罪名。他们这批人,使中国作家一直处于恐惧之中,无法写出像样的作品。

巴金的这个发言,很快被西方报刊报道。因此,他被加上了“为帝国主义反华势力提供炮弹”的罪名,在“文革”中受尽迫害。我在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里曾多次探望他,看着他单薄而不屈的身躯,一次次从心里赞叹。

我想,向专制强权发出不同声音虽然也需要勇气,但对象明确、话语简洁,容易被人记住,也容易平反,反而不难做到,而要与一团邪恶的戾气搏斗,对方高调高声,号称言论自由,又时时转移话题,自己被熏得浑身发黑,还无法向民众说清是非,真是难上加难。但是,巴金没有知难而退。

仅此一端,我把巴金看成是真正的文化英雄。

那么,时至今日,我们应该如何继承巴金的遗志,来战胜这团邪恶的戾气呢?对此,我这个乐观主义者有点悲观。照理,我们也应该呼吁政府以更完善的法制来保护文化创造者,并让全社会明白,文化保护的功劳不下于文化创造。但是我又知道,这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很多传媒为了自己的销售量,已经成了这团邪恶戾气的鼓动者,它们以自己的话语权,或多或少站到了文化创造者的对立面。因此,不管再过多少年,还是会有一批批真正的中国文化创造者被涡旋在里边逃不出来,而且也总会有一代代正义的精神导师试图驱除它却无功而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