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州突围(第3/4页)

开始,苏东坡还试图拿点儿正常逻辑顶几句嘴。审问者咬定他的诗里有讥讽朝廷的意思,他说:“我不敢有此心,不知什么人有此心,造出这种意思来。”一切诬陷者都喜欢把自己打扮成某种“险恶用心”的发现者,苏东坡指出,他们不是发现者而是制造者,应该由他们自己来承担。

但是,苏东坡的这一思路招来了更凶猛的侮辱和折磨。当诬陷者和办案人完全合成一体、串成一气时,只能这样。

终于,苏东坡经受不住了,经受不住日复一日、通宵达旦的连续逼供。他想闭闭眼、喘口气,唯一的办法就是承认。于是,他以前的诗中有“道旁苦李”,是在说自己不被朝廷重视;诗中有“小人”字样,是讥刺当朝大人。特别是苏东坡在杭州做官时兴冲冲去看钱塘潮,回来写了咏弄潮儿的诗“吴儿生长狎涛渊”,据说竟是在影射皇帝兴修水利!

这种大胆联想,连苏东坡这位浪漫诗人都觉得实在不容易跳跃过去,因此在承认时还不容易“一步到位”。审问者有本事耗时间一点点逼过去,案卷记录上经常出现的句子是:“逐次隐讳,不说情实,再勘方招。”苏东坡全招了,同时他也就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

他一心想着死。他觉得连累了家人,对不起老妻,又特别想念弟弟。他请一位善良的狱卒带了两首诗给苏辙,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埋骨的地点,他希望是杭州西湖。

不是别的,是诗句,把他推上了死路。我不知道那些天他在铁窗里是否痛恨诗文。没想到,就在这时,隐隐约约地,一种散落四处的文化良知开始汇集起来了——他的读者们慢慢抬起了头,要说几句对得起自己内心的话了。

很多人不敢说,但毕竟还有勇敢者;他的朋友大多躲避了,但毕竟还有侠义人。

杭州的父老百姓想起他在当地做官时的种种美好行迹,在他入狱后公开做了解厄道场,求告神明保佑他。

狱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在审问人员离开时尽力照顾他的生活,连每天晚上的洗脚热水都准备了。

他在朝中的朋友范镇、张方平不怕受到牵连,写信给皇帝,说他在文学上“实天下之奇才”,希望宽大。

他的政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仗义执言,对皇帝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如果严厉处罚了苏东坡,“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

最动情的是那位我们前文提到过的太皇太后,她病得奄奄一息,神宗皇帝想大赦犯人来为她求寿,她竟说:“用不着去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苏东坡一人就够了!”

最直截了当的是当朝左相吴充,有次他与皇帝谈起曹操,皇帝对曹操评价不高。吴充立即接口说:“曹操猜忌心那么重还容得下祢衡,陛下怎么容不下一个苏东坡呢?”

对这些人,不管是狱卒还是太皇太后,我们都要深深感谢。他们有意无意地在验证着文化的感召力。就连那盆洗脚水,也充满了文化的热度。

据王巩《甲申杂记》记载,那个带头诬陷、调查、审问苏东坡的李定,整日得意扬扬。有一天他与满朝官员一起在崇政殿的殿门外等候早朝时,向大家叙述审问苏东坡的情况。他说:“苏东坡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的诗文,审问起来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以为,对这么一个哄传朝野的著名大案,一定会有不少官员感兴趣。但奇怪的是,他说了这番引逗别人提问的话之后,没有一个人搭腔,没有一个人提问,崇政殿外一片静默。

他有点慌神,故作感慨状,叹息几声,回应他的仍是一片静默。

这静默算不得抗争,也算不得舆论,但着实透着点儿高贵。相比之下,历来许多诬陷者周围常常会出现一些不负责任的热闹,以嘈杂助长了诬陷。

就在这种情势下,皇帝释放了苏东坡,将其贬谪黄州。黄州对苏东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很喜欢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但又觉得他把苏东坡在黄州的境遇和心态写得太理想了。其实,就我所知,苏东坡在黄州还是很凄苦的,优美的诗文是一种挣扎和超越。

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状态,已在他自己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中描述得非常清楚。信中说: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我初读这段话时十分震动,因为谁都知道苏东坡这个平素乐呵呵的大名人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日复一日的应酬,连篇累牍的唱和,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内容,他一半是为朋友们活着。但是,一旦出事,朋友们不仅不来信,而且也不回信了。

他们都知道苏东坡是被冤屈的,现在事情大体已经过去,却仍然不愿意写一两句哪怕是问候起居的安慰话。苏东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绝伦、光照中国书法史的笔墨写成的信,千辛万苦地从黄州带出去,却换不回一丁点儿友谊的信息。

我相信这些朋友都不是坏人,但正因为不是坏人,更让我深长地叹息。

总而言之,原来的世界已在身边轰然消失,于是一代名士也就混迹于樵夫渔民间不被人认识。原本这很可能换来轻松,但他又觉得远处仍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自己,只能在寂寞中惶恐。即使这封无关宏旨的信,他也特别注明不要给别人看。

日常生活,在家人接来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觉,晚上一个人出去溜达;见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绝不喝多,怕醉后失言。

他真的害怕了吗?也是也不是。他怕的是麻烦,而绝不怕大义凛然地为道义、为百姓,甚至为朝廷、为皇帝捐躯。他经过“乌台诗案”已经明白,一个人蒙受了诬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个道理来。

你找不到慷慨陈词的目标,你抓不住从容赴死的理由。你想做个义无反顾的英雄,不知怎么一来把你打扮成了小丑,你想做个坚贞不屈的烈士,闹来闹去却成了一个深深忏悔的俘虏。

无法洗刷,无处辩解,更不知如何来提出自己的抗议,发表自己的宣言。这确实很接近柏杨先生提出的“酱缸文化”,一旦跳在里边,怎么也抹不干净。

苏东坡怕的是这个,没有哪个高品位的文化人会不怕。但他的内心仍有无畏的一面,或者说灾难使他更无畏了。

他给李常的信中说:

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