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美者无言（第2/4页）

周殿薰一九一零年入京会考，中过殿试甲等，授吏部主事。不久辞官回厦，是厦门第一任图书馆馆长，同文中学第一任华人校长，组织“鹭江诗社”，编选过几种书籍。说周殿薰饱学诗书一点不为过。儿子周寿恺，家族大排行十四，后辈称十四叔。一九二五年考入福州协和大学，次年转进北京燕京大学；一九二八年医学预科毕业，获理学士学位；一九三三年获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很年轻就成了国内知名的内科专家。夸他是出身名门，青年才俊也很贴切。这样的乘龙快婿，黄奕住自然好生欢喜。

本来是美满姻缘，不料婚礼上，新郎竟没有到位！黄氏家族一片哗然可以想象，愤慨、声讨、猜疑皆有之，教黄萱如何面对！

周家虽然世代书香门第，但比起黄家当时财势倾天，毕竟清贫些。据周菡推测：也许父亲周寿恺觉得家境贫富太悬殊伤了自尊而临阵脱逃？也许在医学院那些才华出众的女生中，已有他心仪的倩影？假使两者都不是，我猜想，周寿恺在京城接受高等教育，现代文明的熏陶使他生出更浪漫更绮丽的爱情梦幻，是否其中一个未揭晓的原因呢？

此时，表面随和的黄萱忽然显示出孤行决断的一面，给周寿恺发去一封短笺（教育的好处啊），言简意赅，表示从此不再谈婚论嫁。即使谣传周寿恺已在上海娶妻生子，黄萱也一心认定伊人，毫不动摇。

晨起望星，夜来问月，风一页一页吹起桌上摊开的书本，（是《漱玉词》还是《红楼梦》？）黄家花园那几树玉兰花，不忍一位豪门千金的蚀骨之痛，摇下洁白馨香的花瓣，去抚慰一袭素色旗袍的弱肩。

经过多次迟疑和动摇，周寿恺终于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与黄萱结婚。时年周寿恺二十九岁，黄萱二十五岁，在当年，可真是大男大女了。

爱才如命的黄奕住喜出望外，前嫌尽去，亲自赶往上海主婚。婚礼上黄奕住公开邀请爱婿到他创建的中南银行任副总经理，被周寿恺一口回绝。次日，夫妻俩联袂北上，开始相濡以沫的共同人生。

这一段历史虽然颇具戏剧性，却是真实的。也许黄萱的后人不喜旧事重提？可是我认为，这正是黄萱一生中最为果断明智，同时也是最感情用事最不计后果的一次重大抉择，充分考量出一位闽南弱女子身上刚柔兼济的素质，因而得到上天的赐福！

只有黄萱这样一个女子，才能无怨无悔伴随周寿恺浪迹天涯，倾力支持他的一个又一个重大选择：为丈夫全心投入抗战而带着幼儿借住香港娘家，随即又举家在贫瘠的贵州山区辗转，过简朴艰苦的日子，婚后十年竟搬了九次家！临解放，已是国民党少将医官的周寿恺拒绝留台，回到内地追寻祖国医学事业，夫妻俩必须承担前途未卜的风险，黄萱均义无反顾。

多年后，当了中山医学院副院长的周寿恺，终于发自肺腑对贤妻说：“如果在众多的教授夫人中重新选择，我还是会选择你。”夫妻间的悄悄话，自是不必顾及其他教授夫人会怎么想。至少对于周寿恺本人，确实是一桩终生无悔的美满婚姻。

周寿恺的医学工作繁忙而且责任重大，根据他俩的家庭观念，黄萱的本分应是在家相夫教子。但是，当黄萱放下家事，每天出去工作，做丈夫的也绝不抱怨。傍晚，宽大的封闭式阳台上有一只秋千椅，两人并肩坐着，慢慢地荡轻轻地摇。据侄女秀鸾回忆，像周寿恺这样端肃自律的医学家，高兴时，还会为太太哼着歌。在黄萱早出晚归为陈寅恪工作的那些漫长的日子里，只要有时间，周寿恺就会到汽车站去接妻子，然后恩恩爱爱回家。

一九五零年下半年，听说陈寅恪在家里给研究生上课，黄萱很想去旁听，邀了侄女秀鸾同去。感谢这位侄女生动的描摹文字：“陈先生的课堂设在他家的阳台上，阳台一头支起一块小黑板。先生坐在黑板前的藤椅上，穿一袭长袍，因少晒太阳，肤色很白，长脸、高额，可惜本应闪烁智慧之光的双目，没有表情，似乎是迷茫一片。”黄萱静静坐在边上，没有引起注意。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间，身为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夫人的黄萱，经同院教授陈国桢夫人关颂珊的正式推荐，来到陈寅恪家里，试任助手。

此时，陈寅恪已经失明好些年，因而感觉更加敏锐。虽然他至死都没有见过黄萱的模样，仅凭短暂的接触，从自己丰富的阅历中，分厘不差捕捉到他一向心仪，竭力赞赏过的“门风家学之优美”，立刻请揖进门。

我想要说的是，他们互相吸引。我还想说，一位女性的优雅内涵，比起如花似玉的容貌，更经岁月锤炼。必须到四十岁左右，才能成熟为雍容脱俗的，窖藏一般的特殊芳泽。此时的黄萱，因婚姻美满、生活安定而气定神闲，而珠圆玉润，虽人到中年，却是知识女性生命中，最具魅力的黄金时段。

赫赫家门的翅翼下孵化出来的陈寅恪，天生具有名士气质，内心犹保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传统见解。这样情操高度洁癖的人，怎可能长时间忍受身边的凡夫俗子！（几天前我到香港开一个世界华文联会，有幸聆听受教于几位名声极隆的大学者，其中有饶芃子教授。她说起当年岭南大学最美妙的风景，便是头戴镶着红珠子的瓜皮帽，身飘府绸马褂，紧紧扎着阔腿裤脚，脚穿棉袜布鞋的陈寅恪先生，如何挽着旗袍半遮着绣花布鞋的师母，在校园里徐徐缓缓。现在看起来浪漫得不行吧？当年陈寅恪这种不管不顾的复古情调，可是太招摇太妄为太招祸了。）

正当陈寅恪年过花甲，门生纷离之日，一位年龄恰如其分，修为接近、趣味默契的红颜知己，（可叹啊，原本一个最美好的词汇，现在被滥用成什么样子了！）成为日日相听（非相见）的工作伙伴，是多么的幸运！“故黄萱的出现，实在是历史对这位更感孤独的文化老人的顾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这一份工作，包括陈寅恪个人才学的巨大磁场，对于勤读不辍的黄萱，自觉或不自觉，未尝不是一个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的有力推动；一次奉献热能，学有所用的生命大转折；同时更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缘分。于是黄萱，这一颗看起来十分平凡的小星星，一经纳入陈寅恪的轨道，立刻和谐地旋转起来，发出微弱不熄的淡蓝之光。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因学校经费不够，中山大学聘任黄萱为陈寅恪的兼任助教，只付一部分工资。

可以断定，黄萱全力投入工作，与付酬多少无关。解放初，周寿恺的工资已经爬上“三百八十五高坡”，即月薪三百八十五元，以当时的生活水准，维持家庭开支绰绰有余，黄萱到此时也无须贴补。这使得她特别轻松舒畅，不是因为金钱本身，而是她非常体谅丈夫自尊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