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我把每一件作品都当作写给人类的遗嘱（第4/8页）

这也跟我的做人原则有关系。我喜欢低调，愿意把所有的人都推到前面，也不会拿个架子。农民买猪娃，先要把猪娃抱在怀里，摸两个前胛骨架子大不大，说猪没架子长不大。我这个人不会扎那个势，没有那个架子，我觉得我这样也挺好的。他们有人说我是陕西最厚道的作家，人气最旺的作家。这个听了我很高兴。咱们的真诚，咱们的质朴，咱们的低调，实际是人生最好的朋友，这就是生活给予你的。世界就是这样，你得到了一些东西，也失去了一些东西。但你可能把一个长篇完成了，给中国文学长廊里创造了一个个新的艺术形象。我接触过的“文革”后的老一辈的文学前辈冯牧、陈荒煤、马烽，他们跟我谈，说你有生活的底蕴，要坐下来好好地写。马烽在中国作协1992年年会上说，我给山西作家说过，你们不要骄傲，陕西那个地方的作家生活底蕴比你们深厚，那个地方要出重要作品了。我觉得一个人在有生之年能做这么个事情就很了不起了。我对这个社会也很感恩的，那么多的朋友，很多从外地来了就想见我一面，我也很感激。

黎峰：听你说老一辈评论家的那种感伤口气，是不是说现在的评论家，包括现在一些活跃的年轻评论家的整体水平不及他们？

高建群：好像别林斯基式的评论家，老一辈的像胡风、冯雪峰似的评论家现在好像没有出现。好像有句话，说出来伤人了，当然很不恰当，是外国人的话，海明威或者谁的吧，我这里只是引用，他说是“伟人们都已经死去了，我现在是和渣滓们生活在一起”。这个时代已经成了一个平庸的时代。一个全盛的文学时代需要一流的作家、一流的评论家、一流的读者。现在这三个因素都不具备，所以中国的文学距离全盛的时代还很远。前一阵一个研究美国的学者给我说，说中国也许可以成为世界强国，但成不了超级大国，主要是中国缺少震撼西方社会的文化。说从五四到现在九十多年了，中国没有一部长篇小说能够进入西方的大多数家庭书架，对西方的主流文化产生影响，对西方的价值观的根基产生动摇，所以中国是一个跛脚的巨人。我觉得这句话应该让中国每一个作家、每一个批评家都来听一听。就说是农民打粮食养活了你，工人们做衣服叫你穿，建房子叫你住，而且一个个把你们抬举得人五人六的，你们真的为民族要做点事情，特别是你们年轻一代。

陕西省作协换完届叫我说两句，我说我们这一代人行将老去，这场宴席将接待下一批食客。希望年轻的一代有雄心大志，有我要成为中国的巴尔扎克的勃勃野心，像托尔斯泰那样写出俄罗斯的历史，成为那样的作家。美国也有那样的作家，像美国三部曲，如果成为不了那样的作家，也要像司汤达的《红与黑》那样，从一个侧面来写东方人类的在行走中经历过的苦难和探索。我的《最后一个匈奴》里有这么一段话：“不管你所从事的事业或者行之于久远，或者风行于片刻，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有那么多的人义无反顾地，怀着那么真诚的愿望，那么勇敢地献身于这个事业，所以我们有理由立那么一块纪念碑。”《最后一个匈奴》的意义其实在这里。

最好的创作状态是这样的：当一张稿纸铺开时，文学史在你之前一片空白。必须有这样的一种状态，你才有可能做到“取乎其上，得乎其中”。我多次说过这句话，包括对书法家和画家说过。

我绝不允许自己平庸

黎峰：你的作品语言充满了诗意。读你的作品，我还有一个发现，就是我们好多作家对世界文学吸收不多，也可能是吸收很多，消化不好。把世界文学消化吸收得最好的陕西作家，我觉得有两个，一个是你，还有一个是红柯。可以说你是用世界的眼光，诗性的语言，关注、书写着人类的大苦难、大文化，那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和现代意识，让你的人物超越了时代，有着人性的光芒。你同意我的分析吗？你觉得你的写作风格跟你早年写诗和后来的阅读是不是很有关系？你喜欢的中国作家和外国作家作品有哪些呢？

高建群：首先谈阅读吧。其实我读了大量的书。我没有上过大学。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俄罗斯文学。去年俄罗斯年，他们来了个庞大的代表团，我在跟他们对话时说，我可以把俄罗斯从普希金开始，所有经典作家的作品大部分都能背出来。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三个小说巨匠，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包括后来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我都很读过。我能理解他们，可能是因为我当兵的那个地方跟他们接近。苏联有个作家艾特玛托夫，写那个苦艾草原，写鲜花那个颜色，红色红得像血一样，黄色的那么灿烂，紫色的、白色的，阳光照在草原上，牧民把草割过以后，中午太阳一晒，散发出的那种浓烈香味的那种感觉，也许中国作家中只有我才能深刻地体会到。因我生活在额尔齐斯河，阿斯塔菲耶夫、别洛夫等好多苏联的作家都写过那条河，从河两边的白桦树丛中传出忧伤的歌声，这些俄罗斯的文学对我影响很大。然后是欧美的文学。后来我对长篇小说读多了，更喜欢那些历史、人文学家的作品，像英国的汤因比，他说如果让我重新生活一次，我愿意生活在中国的新疆，那是一块多么奇异的地方呀。世界上三个古游牧民族，雅利安游牧民族、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还有欧罗巴游牧民族，其中有两个都消失在新疆这块土地上了，所以那儿是世界的人种博物馆。我后来看了大量的这种书，对草原，对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的关系，对游牧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有了些研究。我刚还说到我到中央电视台作《中国大西部》总撰稿之一，沿着农耕线和游牧线走了一圈，所以我的作品里面始终有一种浪漫主义，一种希腊悲剧的崇高感，这也许是因为我在延安生活了三十多年，那儿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交汇的一个地方，交汇形成的一个积水洼，别处的水流走了，这里的水留下来，后来在新疆阿勒泰草原，我骑着马，放马草原。所以我的作品里有浪漫主义，我的小说语言就像诗一样。

俄罗斯作家尤里·纳吉宾说，他是一个被永远捆在诗歌柱子上的小说家。所以我在写小说时，绝不允许自己平庸。我看不惯小说在那四平八稳地叙事，装模作样地描写，我一章看不下去就烦了。我觉得任何的艺术它首先都应该是美的。读者在阅读的时候首先应该感到一种大愉悦，像听到唱《我的太阳》或者陕北民歌一样，而不是听老太婆坐在那儿絮絮叨叨讲老套子，像个扯不断的线团一样。我觉得应该追求最好的、最美的。包括一个作家的语言，应该像沧浪作响的河流一样，像郭小川的诗一样的，哗啦啦的，汉语的那个语言美、节奏美，都应该在小说里表现出来。这是中国汉字的特点。语言就应该像盐一样，把锅里的油烧红了，把盐放进去，喀吧喀吧作响那个样子。这也跟一个作家的艺术追求，他的火候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