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电视：略显偶然的相遇

对于我这个过去洗脸都有点儿马虎的人来说，刚一上电视，最痛苦的莫过于要化妆，加之自己底子不好，因此我常常对化妆师说：对不起，毁您手艺啦！

走进电视：略显偶然的相遇

曾经听电视台的一位中年记者给我讲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八十年代初她大学毕业，分配的方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在当时，由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大哥哥，宣传效果好，社会影响大，因此能分到电台是非常值得追求的目标。而中央电视台当时还很小，社会上电视机的数量少得可怜，所以干电视有些冷门，因此，被分到电视台工作，心里总有点儿别扭。但不幸的是，由于这位记者毕业时不慎得罪了权威人士，最后被分进电视台工作，当时她自然好久不乐意。不过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不到十年的时间，干电视成了年轻人追求的热门职业，多年后回忆当初分配时的不尽如人意，她颇有些沧海桑田之感。

我毕业的时候，干电视已经是学新闻的学子们追求的热门目标，但在我心里却似乎很少做过电视梦。一来当时毕业时的主要目标是留在北京，如果选择电视台作为主攻方向，那风险太大，似乎是一场很难赢的赌局；二来在广播学院进了新闻系，学的是编采专业，出去之后，干广播甚至做报纸都是天经地义的事，而去做电视，那是电视系学生们的选择，对我来说，很遥远，当电视节目主持人就更不在念头之中了，我毕竟照过镜子，从长相到声音都提醒自己：别开玩笑了，还是为广播奉献终生吧！

1993年2月，春节刚过，我在《中国广播报》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是当时在电台《午间半小时》工作的崔永元打来的，“小白，我的同学在电视台要办一个新的节目，挺缺人的，你过去帮帮忙怎么样？”

这不是一个什么重大的抉择，因此我一口答应下来。

在当时的北京新闻界，干好本职工作之余到别的媒体帮帮忙正开始成为时尚，再加上那时总感觉有多余的精力可分配，尝试点新东西总是好的。没人会知道接了电话爽快的答应会让我今后的生活发生大的变化，一个简单的决定让我走上一条与以前不太相同的路。

接下来和《东方之子》的制片人时间联系上了。当时的栏目还不叫《东方之子》，只知道是一个人物栏目，我的任务是去这个栏目当策划，也就是帮助主持人设计一些问题，一起和其他工作人员进行人物分析。我不认为这很难，因为在几年的报纸生涯中，我也采访过好多人，再加上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副业，不可能把宝押在这个栏目上，因此心里几乎没有什么负担。

时间很慎重，一个上午，他来找我，我给他拿了几篇我过去采访人物的文章，时间仔细看过之后，拍板，你来吧！

2月底，我去时间他们的大本营，当时他们一些人在北京亚运村的一座办公楼里租了一大套房子，为节目的开播做准备。大大的客厅被改造成演播室，两张凳子固定了采访人和被采访人的位置，其他人住在另外屋里，很有点儿小成本家庭作坊的意思。这就是《东方之子》刚刚成立时的情景。

刚一进屋，时间把我介绍给大家，我的年龄在那儿摆着，和“策划”这个职称似乎有点儿距离，我看得出屋内人士脸上那种不太信任的神情。正好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在场，更是惊讶而直爽地喊道：转了好几圈，我以为找的是个老头呢，原来把你找来了！

这是我和第一位“东方之子”——山东济南钢铁厂的厂长马俊才一起打台球，西装是借的，空荡荡的，人瘦得像狼，头发居然有点儿中分的劲头，因此有人说我更适合演个叛徒。就这副模样，由于是初生牛犊，所以还是不知深浅地上路了！

我并没有感到尴尬，因为毕竟年轻还有些不知深浅，加上制片人时间和我谈话的时候，淡化了我的工作职责，也没有把太大的工作压力给我。

工作就这样开始了，当时的主持人都已到位，包括《工人日报》的胡健大姐、社科院的陆建华以及另外一位女学者，在他们的面前，我更是感觉到，我将把自己的服务工作干好。

但我不会隐藏自己的观点，记得我第一次看的采访，对象是以写毛泽东著称的作家权延赤，采访结束，时间让我谈感受，表扬过后，我也提出一些自己的建议，当然可能会引起不快，但大家在那里都是工作第一，争论一下也就过去了。就这样我也慢慢地上了路，白天在报社正常工作，晚上和周末与未来的东方之子们打交道，日子倒也过得充实。

当时节目的名字还没定下来，议论最多的是《新太阳六十分》，我们这个人物栏目的名称就叫《太阳之子》。直到有一天时间接了个电话，告诉我们名字定了，叫《东方时空》，咱们这个栏目叫《东方之子》。名正了言就顺，大家的工作开始为5月1日的正式开播做准备。当时还缺主持人，我自然不会想到自己，我认真地在脑海中盘算了半天，给时间推荐了一位我在电台的同事，两人也见了面，后来不知怎么就不了了之了。

于是记不清是哪一天，时间找到我：“后天你出差去山东，采访一个企业家，你做一下准备吧！”

我一时有点儿蒙，什么，我去采访？没有搞错吧？

没有。时间的态度很坚决，也没有作什么解释就走了。听了这个安排，当时组里的摄像赵布虹倒是来了个预言：刚开始人们可能会不习惯你，不过你会慢热的，能行！

我肯定不是千里马，但就在这一位又一位伯乐的督促下，半推半就地上了电视路。

然而心里还是有点儿打鼓，不是因采访和工作难度，而是怕一出电视图像，我在电台的同事看到，他们就会发现我在外面“干私活”，虽然是业余时间，但似乎还有些不妥。这时候，别人劝我：没事，咱这节目早上播出，人们早上不一定看电视。这样的安慰加上自己觉得采访完这一位之后可能就不会再上图像了，于是横了横心，去！

在去山东的火车上，我和同事聊天，信誓旦旦地对自己来了个设计：我要做一个不穿西装的采访人，至少领带是不能系的。但计划没有变化快，到达山东济南，采访开始前，时间看到我一身休闲的装束，便临时给我借了一件西装，领带也打了上去，当时瘦骨嶙峋的我终于穿上一个宽大的西装，晃晃荡荡地开始了我的第一次电视采访。想休闲一点儿的梦想没有了一个好的开头，以后几番挣扎几番被领导训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步一步走上西装革履之路，虽然别扭，但一句“要对观众尊重”就慢慢打消了我的自由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