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关谈判：中国与世界的磨合（第2/4页）

谈判中，江主席对美国谈判代表团的接见和朱镕基总理的驾到，缓解了谈判的紧张气氛。与此同时，巴尔舍夫斯基一次又一次回美国驻华使馆和“老板”通话，甚至出现她在外经贸部女厕中和正在浴室里的克林顿通电话的局面。相信这一切都为谈判成功打下了最好的伏笔。

在回到美国之后，美国总统经济顾问斯帕林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无论克林顿还是江泽民，将来一定会为自己在这一生中作出这样重大的决定而感到骄傲的。”

虽然我是中国人，但我同意斯帕林的说法，因为这个决定中蕴藏着一种大局观和坚定的方向。我喜欢这种大局观和方向，对中国来说，它似乎显得更加珍贵和可爱。

谈　判

原本我对复关谈判是一无所知，怎样谈判我更无从知晓。

不过1994年1月份我接到的一个电话改变了这一切。

电话是由我们评论部主任孙玉胜打来的，当时的我还住在地下室里，电话中主任告诉我：“做一个准备，3月份到瑞士日内瓦采访中国复关谈判。”

放下电话我有些头脑空白，一来复关情况不熟悉，二来这可是评论部成立后第一次出国采访，落到我头上，有些受宠若惊。

很快进入工作状态，3月初成行的时候我对复关已经有所了解。

谈判在瑞士日内瓦进行，在这样一个世界首富的国家里，谈中国复关的问题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要复关和复关之后的目标是什么。中国代表团住在中国人自己的一栋一点儿都不高级的小楼里，饭菜都是中式的，平时代表团的团长和龙永图他们都是在这儿排队买饭，自己洗碗，毫无特权。

代表团里有三十多人，晚上大家一般坐到一起开个大的碰头会，彼此碰一碰情况，第二天，分头和别人谈，有人谈农业，有人谈纺织品，有人谈服务贸易，各自分工，各自拿着厚厚的有关资料和文件，每天匆匆忙忙，行进在风景如画的日内瓦街头。

关贸总协定的大楼很西方很古典也很让人有压抑感，很多重要谈判和相关会议都在这里举行，因此我们无数次在这栋楼里窜上窜下。现在回头看，不管谈判怎样压抑、进程怎样缓慢，其实谈判本身就是中国和世界磨合的过程。十四年的谈判，十四年的磨合，很多人只盯着谈判的结果，是入了还是没进去？但忽略了一点，在这十四年的谈判中，中国学会了很多，前进了很多。因为谈判代表团虽然只是三十多人，可在他们的背后，却是中国的各个产业，每一次谈判的进程，都是中国相关产业进一步与世界融合的进程。

不知为什么，在日内瓦采访复关谈判时，我会拍下这样一张照片，或许是大大的STOP深深地刺激了我，汽车到路口应该停下来，但复关进程和中国改革必须永远向前，甚至关键时刻不惜闯一些红灯。

是谈判自然不能总是心平气和，拍桌子的故事时有发生，另外还有冷嘲热讽和笑里藏刀加上精妙的口才，反正十八般武器，几乎都得用上。

有一次，龙永图和一个缔约方代表谈判，这位曾留学美国的代表在一些细枝末节上纠缠不清，甚至在一个定冠词的使用上翻来覆去地挑剔，龙永图忍住心里的气，说：“这个词能否以后再说？”这位老先生竟然说：“我的英文不好，今天一定要把它弄清楚。”龙永图笑了：“你英文不好，先去美国留学两年，学好了再和我来谈！”这句带刺的话瞬间让对方消停下来。

还有一次，龙永图和一个主要缔约方谈，谈着谈着对方开始装傻，说对中国的很多情况不了解，龙永图拍案而起，“你身为首席谈判代表，居然搞不懂这些，我只好原谅你的无知。”

当然吵归吵，拍桌子归拍桌子，谈判还要继续。在我采访期间，我就亲眼看见，刚才谈判时两人为各自国家利益拍桌子吵架，吃饭时，两人又友好地共进午餐，这样的转换让人更加感叹谈判的不易！

尤其不易的是，所有人都知道，只要和美国人谈妥，这件事就算结束，但偏偏在老美这儿，关卡最多，其他的国家自然是在看着美国的脸色。于是采访中，听多了别国支持中国复关的语言，我们的耳朵都有些麻木，因为动听的好话并不实用，而美国人如果转过弯子来，这事就算成了。知道了被人拿了一把，不仅更容易了解谈判的不易，连我们的心情都痛苦起来。

波　折

中国十四年的复关谈判一波三折是大家都知道的，除去谈判本身，我们很多人对谈判的态度多次出现波折似乎显得更加惊险。一路上，各种风言风语一直都有，但1998年、1999年似乎更多更猛烈。

1999年初，龙永图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谈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既无大利又无大弊！”

我刚一看到这句话，就感觉到龙永图身上所承受的压力。

这句话是很策略的语言，似乎在解释着什么，似乎是在安慰着什么，又似乎在反对着什么。

也许是中国复关的热情多次受挫，因此有些人开始有了逆反心理，心生怨气：不入又怎么了？

其实我也曾有过同样的心理，1994年年底，我再次跟中国复关谈判代表团去瑞士日内瓦采访。这次谈判气氛十分紧张，因为1995年1月1日，关贸改成世贸，中国就不再是复关而是入世。因此中国代表团一到日内瓦，就下了最后通牒：“年底不能解决中国的复关问题，中国将不再主动举行双边磋商和中国工作组会议，如果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主席邀请我们参加中国工作组会议，我们也只能承担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乌拉圭回合协议中规定的相应义务……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将会继续进行，但是，这种改革开放的进程将按照中国自己的时间表进行……”

在这样的最后通牒下，在1994年12月份的日内瓦，中国代表团进行了一次多少显得有些悲壮的谈判，但结果却是无功而返。

最后通牒失效了。

一时间，我有些沮丧，另一种情绪升腾起来：不入就不入，看你能把我们怎么着？

但很快，这种孩子气就淡化下来，中国怎么能不融入世界呢？

可对于有些人来说，心中的诸种怨气则并不是很快能平息下来的，加之亚洲金融危机，全球一体化越发显示出对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不利因素，国内一些所谓“民族主义者”，站在保护民族产业的立场上，对加入世贸组织开始提出质疑。

一时间，“入关”还是“入套”这类文章层出不穷。可怕的是，似乎这种声音不仅出现在学术界，在学术界的背后，更有人持这种态度，甚至给人感觉正是背后有人持这种看法，才有了学术界反“入关”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