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句子深埋在一本书

里，与血缘有关

一个句子深埋在一本书里

与血缘有关

如果有一天这个句子移植到体内

生出些其他可疑章节

体内的暴动

使肋骨开出花朵，所有叙述

因此疼痛，因此，楚楚动人

——《造的句》（节选）

梁　平

1955年12月生于重庆。先后毕业于重庆师专中文系、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班。著有诗集《拒绝温柔》、《梁平诗选》，长诗《重庆书》等。还有长篇小说《朝天门》。现居成都。

在我看来，“朦胧诗”之后国内活跃的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诗人可以分成三个维度。第一维是于坚、欧阳江河、王家新、周伦佑、沈天鸿、伊甸、杨克、王小妮、柯平等人，这一维的诗人夹杂于众多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第三代”之中，人们常常不会注意他们的年龄。另一维是以彭一田、雨田、十品、杨然、汤养宗、丁可等人为代表的“草莽”诗人，这些诗人分居于全国各地，各自为战，虽与第一维诗人同时起步，但没有进入“第三代”，因为势单力薄导致影响与实力不成正比。第三维以梁平、郁葱、大解、刘立云等人为代表。这一维的诗人多在重要文化单位任职，不在乎流派，不参加“大展”，创作理念不激进也不保守，传统意义上的“名家”主要由他们构成。三类诗人各有长短，无法互相遮盖和取代，他们的存在，使得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诗人无论在“第三代”诗歌浪潮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本身就是“第三代”），还是在后来的“70后”、“中间代”的喧嚣中始终如大海中的礁石，在潮来潮往之中屹立不倒。

梁平就是众多“礁石”中的一块，写诗二十年，虽没有捧出特别“响亮”的代表作，没有流派撑腰，没有口号壮胆，但却是一步一个脚印，以自身的实力赢得了读者的尊敬。

一

在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诗人的三个维度中，梁平兼具了第二维的“江湖”气质和第三维的贵族威仪，也不乏第一维诗人作品中所习见的幽默与深刻，如《故事》、《嘴唇开花》、《关于狗》等篇什。从大处说，他的位置稍稍偏向传统，对于“新潮”，虽非“不敢越雷池一步”，却也谨慎异常。这样的审美向度自有其优势，它正统、大方，因为可以用传统的解读方式进入而容易赢得大多数读者的好感。重庆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的《梁平诗选》中，此类作品并不少见。下面这些句子是我随手翻到的：“山在摇动，一群挖笋的孩子在奔跑／和笋一样鲜嫩的年龄／和年龄一样单纯的笑声／证实了高原，一座山的历史／和历史为一座山续写的故事。”（《娄山关的孩子》）前三句轻灵单纯，后两句突然插入的“高原”、“历史”和“故事”使诗意陡然凝重，凭直觉，后面将会“升华”出“闪光”的内容。果然：“他们就是红军的子孙，赤着脚／从竹林深处走来，从大山的沉积中走来……他们知道，红军在这里挖过笋／呼啸的子弹是战士撒向山岭的笑声……”

这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中国诗歌最为正宗、传统，读者最感舒适的抒情方式，欲扬先抑、赋比兴、前后照应，一切尽在掌握中。它们为成就诗人更大范围内的名声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然而，如果仅仅满足于此，梁平充其量是李瑛的翻版——此处对李瑛先生没有不敬之意，相反，我对李瑛先生后期的作品相当喜爱——混迹于难以计数的“抒情诗人”之中，丢失了自己的声音和身份，而无法在诗艺上真正地出人头地。诗人李钢说梁平“当哭则哭，当歌则歌，欢乐哀愁悲愤一齐宣泄到纸上，字里行间透露出坦率真诚，也闪烁着机智与才华”（李钢：《永远的八点钟》）。夸的是诗人的真诚和聪明，而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提醒：机智与才华对于诗歌写作实在太重要了。当前诗坛不缺乏“时代之光”、“×××之歌”之类的“巨著”，而这类作品往往鲜见成功者，多是口水加口号，多是排比加夸张。与伟人、历史、民族、“火热的大时代”有关的作品如果仅仅着力于观念、内容甚至是篇幅的“大”而不能加入细腻感人的细节和对人性的洞察，其生命力在写下第一个字时就已开始衰竭。因此，我在欣赏《娄山关的孩子》的真诚的同时也无法不对其创新思维的缺失暗含遗憾。当然，以传统的手法驾驭这种题材，梁平已做得十分成功，要是换一个人来写，难保不会出现时下墙壁上常见的那些文字。相对而言，我更喜欢《梁平诗选》中那些“小”诗，小事物小感触，里面却蕴涵着人生的大起大落：

我已经笑得娴熟

我的语言可以背诵我的一举一动

一招一式

都按照桌面的提示

我身体各个部位已变成开关

想明白很多事以后

就很是理解那些

在立正稍息的口令下

站起趴下的签字笔

我知道了英雄不以成败论

天很蓝，深不可测

——《那鸟和我》

一个按部就班、没有自己的思想的“机器人”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这些文字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无奈或者惊心动魄的故事，因为梁平这样说过：“我的诗，有好多都是记录我做过的事，认得的人……其实每个人和自己所处的城市都在相互侵蚀，也在相互抵抗。”（《梁平诗选》自序）然而侵蚀也好，抵抗也罢，“天”仍然蓝得“深不可测”，乏味的生活只能继续循环。诗歌的最后一节是这样的：“若干年以后我穿过玻璃回到桌前／回想过去的日子／那鸟已经不见，不再来。”对这些文字可以提供两种阐释，第一种是字面上的，第二种则是我和鸟悄悄地调换了位置。鸟的消失是否暗示着我的悄然离开？考虑到作者曾经从政，而且后来果然调到另一座城市生活这些“巧合”，我的理解倾向于后者。无疑，这首诗是一个正直敏感的知识分子对某种环境的无奈和拒绝。

二

无聊的笔会参加得多了，就起了自己弄一个“有聊”的笔会的念头。现在看来，这个“有聊”的诗会好在因为梁平的到来而不至于回归“无聊”。

2003年7月上旬，我和诗人罗晖、粟城、刘常连、甘谷列、三个A做出了一次至少在我们看来是破天荒的举动——每人凑五百或七百元，操办新世纪桂林诗会。为什么说是“破天荒”？首先因为当时我们几个人的经济条件大都不好，刘常连的父亲还生病住院，每天都要花钱；甘谷列家里还负债；我的小孩刚出生三个月，妻子没工作。其次，当时“非典”刚进入尾声，全国许多大型活动都不能开展。可想而知，在这个时候举办一个大型活动，而且是以激情著称的诗人聚会，结局难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