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灵魂朝向这一切吧，诗人（第2/16页）

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王家新希望自己能够加入“红小兵”队伍，然而，仍然是由于出身问题，他的要求无法获得批准。“只能眼看着同学们/一批批全戴上了红袖头”。伤心之下，王家新做出的反抗是拒绝回家吃饭，即使是母亲找到儿子后，狂打儿子的屁股，他也不回去。紧接着，王家新被同学们疏远：“就连从小就在一起玩的陆海波/也不来找我了/她已留起了两个小辫子/腰间扎起了皮带/走过我时，还故意昂起了头”。

孤独无依之际，王家新只好自己跟自己玩。——现在看来，这也许是他后来的写作比较喜欢“单干”的起源。滚铁环，在这个少年的生活中，一度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我迷上了把铁环从半山腰

使劲地往山上推

然后满头大汗地看着它滚下来

用手飞快地接住

再使劲往更高处推

也许在事过境迁之后的今天，人们读到这些句子时，会感觉到有一种西绪弗斯滚石上山的毅力或者堂吉诃德斗风车的执着，但事实上，当初的寂寞与孤独难以想象，而且毫无诗意。不仅毫无诗意，而且充满担忧：“我的闪闪发光的铁环啊/不要绊倒，不要跌落到深谷里/你若一头栽下去/谁和我一起玩？”

第二年秋天，学校复课，王家新得到了一个崭新的草绿色书包和一只铮亮的钢笔，他以为，一切有了崭新的开始，然而命运在继续折磨着这个未来的诗人。在填写入校登记表时，“家庭出身”一栏却让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痛苦，因为他爷爷奶奶、姥爷姥姥都是地主，父亲和母亲自然也是地主出身，而且父亲在解放前还参加过“三青团”（即国民党下属的青年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为了不再被人歧视，万般痛苦之中，少年王家新决定造假，在“家庭出身”一栏里填上了“教员”。然而，“我鼓起勇气交上去了/但我从班主任的眼中看到的是‘地主’/从陆海波的眼中看到的也是‘地主’。”在那一瞬间，诗人“陡然感到自己长大了”。从此沉默寡言，也不再像以往那么任性，只是继续与铁环为伴，“从一个山坡，到另一个山坡”。

《少年》一诗，主要写诗人在1966、1967年的经历和见闻。在这首诗里，涉及了一些有真名实姓的人物，以及不少事件。作为一件艺术品，诗歌对此进行了一些必须的修剪和拼接，有的人物形象是真实的，但在诗歌中使用了化名，有的人物则是由几个不同人物的命运综合而成。比如在诗歌中，小学时的班主任冯老师最后变成了疯女人属于虚构，而“抬尸游行”以及小学同学对他的疏远则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过的。

尽管作为一篇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虚构的成分，但我们在阅读这首诗时，仍然可以很明显地窥见当年的社会状况及诗人生活的一角。因此，这首诗可以说是研究王家新思想历程的不可多得的参考材料。

二

受出身问题影响，读中学时，虽然王家新同样“要求进步”，申请加入共青团组织，但仍然未获批准。这样的生活无疑孤单而痛苦，有的时候甚至被一些同学随意欺负。在回答《新京报》记者刘晋锋的采访时，王家新举了一个细小却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有一天我正在忘情地读一本借来的《一千零一夜》，突然一只手从我背后伸过来，没收了这本书。过了几天，我路过校长家门口，看到校长的儿子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读那本《一千零一夜》，真是敢怒而不敢言啊。”

生活坎坷，而作为一个未来诗人的基础正在逐步奠定。王家新父母都是语文老师。父亲是解放前上的初中和高中在湖北省非常有名，因此，父亲的语文功底很扎实，而且还学过英语，被同事们老师尊称为“活词典”。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家新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对造句产生兴趣。小学四五年级时写的作文也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当然，这不是一个小学生最终成长为一个著名诗人的必要条件，家庭出身不好而导致的对命运的思考可能占更大的成分。

因为爱好文学，王家新喜欢摘抄名人名言。这些字里行间里露出来的哲理感与雍容的贵族气息的短句，可以在后来王家新的很多诗歌中找到回应，比如他的成名作《在山的那边》与名言“只要沿着江河走，就一定能发现大海”之间的微妙联系；而王家新喜欢“单干”的性格，似乎可以从“只有狮子独来独往，而小动物总是成群结队”这句名言找到源头。然而，在摘抄美妙的智慧之语的时候，喜欢当“独来独往的狮子”的王家新万万不会想到，一张无形的网正向他罩来，并差点影响了他的前途。

初中毕业时，王家新有五门功课考了100分，一门功课98分，可以说成绩优异。然而班主任给王家新写毕业评语，在表扬了自己的学生热爱学习和热爱劳动这后，这位姓肖的老师也不无“忧虑”地加上了这么一句：“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奋斗思想！”今天，如果有谁获得这个评价，可能不会有什么反应，“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久违的中性词，换了一种环境或场合，他甚至可能沾沾自喜：“个人奋斗”，不是什么坏事嘛。萧乾先生在其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中曾经这样描述他在1942年进入剑桥大学填校友册时的情景——“在填写校友册时，发现后边还有这么一项：‘家族有何显贵人物。’我很想填上：‘父亲看城门，舅舅卖红薯，姨父搬运工’，又怕人家以为我是在恶作剧，大煞风景，只好让它空白着。”萧乾很想给自己的亲人们“分派”看城门，卖红薯，搬运工的工作，不是恶作剧，而是他深谙英美文化的价值取向：“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总是白手起家、裹着报纸在街头露宿的穷小子，凭着个人奋斗（公式是：坚忍不拔加发明创造）而出人头地：不是变成百万富翁，就是当上名流巨子。在他们大量的传记文学中，从十八世纪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十九世纪的发明家到本世纪（注：二十世纪）的汽车大王亨利·福特以及红极一时的基辛格，突出的总是个人奋斗的过程。”

当然，那是在欧美，当“独来独往的狮子”，不当“成群结队的小动物”这个观念在“文革”时的中国是行不通的，甚至是致命的，“个人奋斗”意味着缺乏集体纪律性，目无领导，不服从管教，更何况前面还有个“严重的资产阶级”！正因如此，中考后，王家新左等右等，一个多月过去了，仍然没接到高中的通知书。“后来一打听，原来是毕业的评语问题。我父亲愁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时正下着大雪，我母亲像大将军一样说：‘我找他们说理去！’我就这样在门口看着母亲拄了根树枝，翻山越岭，一个黑点，逐渐消失在家对面的雪坡上。几十里风雪路啊！母亲终于找到了区革委会管文教的副主任，这个副主任倒是通情达理，听了我母亲一说，就说：‘怎么能够这样无限上纲上线呢？小小的孩子怎么可能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奋斗思想呢？’就这样，高中的入学通知才补给了我。”（《回忆和话语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