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好的一生

年轻的维特根斯坦在罗素的房间里像头野兽一样来回奔走。三个小时过去了，困惑不已的罗素忍不住打断他：“你到底是在思考逻辑还是在思考你的罪？”“两者皆是！”维特根斯坦回答道，然后继续他的奔走。

我相信，这则流传甚广的轶事，给所有企图理解维特根斯坦的人出了一道无法回避的难题：维特根斯坦怎么能够同时思考“逻辑”与“罪”--这两个处于平行宇宙里的主题，对于他的哲学和人生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1951年维特根斯坦去世，此后短短40年间，已有5 868种二手文献在探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除此之外，还有各种诗歌、画作、音乐、小说、电视片以及数不清的传记在刻画这个充满魅惑力的形象。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在这些浩如烟海的各类解读里面，不可避免地被分化成了两极：要么完全割裂他的生活只研究他的哲学；要么受他的生活的吸引，却理解不了他的哲学。直至1990年，雷•蒙克出版了《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通过同时描述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和工作，这位33岁的英伦青年自信很好地展示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关切与他的感情和精神生活的统一。

作为一名传记作家，在专业训练上蒙克具备足够的资质，他的专长是数学哲学与分析哲学史，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能把握维特根斯坦的基本思想。蒙克在资料搜集方面下的功夫同样让人印象深刻，他曾多次请教维特根斯坦的三位遗稿保管人（冯•赖特、G.E.M.安斯康姆以及洛什•里斯），遍访维特根斯坦的朋友和同事，专程奔赴奥地利和爱尔兰做实地考察，甚至有幸遍览了未经发表的维特根斯坦全部的加密札记。

但是，所有这一切依然不足以保证蒙克能够回答那个难题--“逻辑”与“罪”是如何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合二为一的？要想做到这一点，蒙克还必须具备纤细敏锐的洞察力，深厚宽广的同情心，以及--这也许是最重要的--“通过看到联系达成理解”的能力。

怎样才能“通过看到联系达成理解”？打个比方，在电影《建党伟业》中，杨开慧为了看远方天空的烟花，跳啊跳啊跳，一旁的图书管理员看出了其中的暗示，把她托起放在了肩上。对于这个充满文艺腔的桥段，我们可以用一种后期维特根斯坦式的方式去诠释它：你必须站到思想的高墙上，才有可能达致“ubersicht”（综观），这样你就能“通过看到联系达成理解”，这样你的智力痉挛就得到了松弛。

但是说时容易做时难。在这本厚达584页（中文译本正文）的著作中，你能读到万花筒一样的元素：玻尔兹曼、魏宁格、康德、歌德、罗素、弗雷格、叔本华、拉姆塞、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泰戈尔、柯勒的格式塔心理学、弗洛伊德的精神治疗法、美国的《侦探故事杂志》、《圣经》、19世纪末维也纳的文化氛围、犹太人身份与同性恋，绝对的安全感，力求爆发开来的原初生命和野性生命，痛恨虚夸的浮饰，寻求直接性，综观……唯当把上述所有碎片组成整体，在其中看到联系，才能理解维特根斯坦。

幸运的是，这件事情蒙克不仅替我们做到了，而且做得一级棒。对此一个外在的尺度是，本书出版当年就被评选为“三十五岁以下作家年度最佳著作”，获“星期日邮报/约翰•卢埃林•莱斯奖”，次年又荣膺“达夫•库珀奖”。20年来，蒙克的传记不仅销量最广，同时也是公认最好的一本维特根斯坦传记。值得一提的是，中文译者王宇光无论在专业背景还是个人性情都与蒙克颇有类似，译笔清畅准确，不辜负原著。

在这本浸透着各种细节的传记里，蒙克告诉我们，早在八岁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就曾经伫立门前苦苦思索：“如果说谎对一个人有好处，为什么他还应该说真话？”这个问题既是维特根斯坦最初的哲学思考，也是纵贯其一生的焦虑所在。

蒙克还告诉我们，十四岁的时候，维特根斯坦读到魏宁格的《性与性格》。这本书里充斥着各种反犹主义以及反女性主义论调，痛恨现代的衰败，贬斥科学和商业的兴起，哀惋艺术与音乐的没落，其中，最让年轻的维特根斯坦心动的莫过于这句话：“逻辑与伦理根本上是一回事，它们无非是对自己的责任。”

什么责任？就是在自己的身上发掘和绽放天才的因子。什么是天才？就是“具备最强最清澈的明确和清晰”，灭绝肉体生活，取而代之以“精神生活的完全发展”。这种完全发展的精神生活反映在逻辑上，就是要求彻底的清晰性，“彻底清晰，或者死--没有中间道路。如果不能解决‘全部逻辑的根本问题’，他无权--至少没有欲望活着。不妥协。”反映在伦理生活中，则是必须不断地彻底清算自己，做一个彻头彻尾诚实的人。

必须成为天才，否则去死！这条康德式的绝对命令纠缠了少年维特根斯坦整整9年的时间，自杀的念头反复出现，直到他在剑桥遇见罗素。1912年1月，在满腹狐疑地观察了维特根斯坦一个学期之后，罗素明确地向他确认了他的天才特质，这才让维特根斯坦那颗狂暴的心安顿下来。

虽然同时在思考“逻辑”和“罪”，但恰如蒙克所分析的，当时的维特根斯坦仍旧将二者视为平行的两条线，他的哲学工作完全围绕着逻辑而展开。明确意识到“逻辑”与“罪”的同一性要到1915年的冬天，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一年有余，作为志愿兵的维特根斯坦正在奥地利的一个炮兵团服役。

“现在我有机会做一个得体的人了”，第一次撞见敌人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写道，“因为，我站在这儿，盯着死亡的眼睛。”如果不是这场战争，如果不是通过“直面死亡”亲临“某种宗教经验”，如果没有阅读托尔斯泰的《福音书摘要》和《圣经》，蒙克说，维特根斯坦的第一部著作《逻辑哲学论》包含的内容将会是：意义的图像论、“逻辑原子主义”的形而上学、用“重言式”和“矛盾”这对概念做出的逻辑分析、在说出和显示之间的区分以及真值表。换言之，这本著作将包含现在包含的几乎所有内容--除了结尾处关于伦理、美、灵魂和生活意义的论述。

这最后的结尾，让《逻辑哲学论》成为完全不同的一本著作。决定性的时刻发生在1916年6月11日。这一天，一个问题打断了维特根斯坦对逻辑基础的思索：“对上帝和生命的目的我知道点什么？”他列下长长的一个单子予以回答。其中包括：“生活的意义、即世界的意义、我们可称之为上帝。”对此蒙克的评价是：“个人的事和哲学的事融合起来了。伦理和逻辑--‘对自己的责任’的两个方面--终于走到了一起，不只是同一个人目标的两方面，而是同一哲学工作的两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