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好的一生（第2/3页）

蒙克用四分之一共七章的篇幅，向我们展示了“逻辑”与“罪”这两个主题的合二为一。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雅典王子忒修斯，蒙克成功地带领我们抵达维特根斯坦思想迷宫的中心地带，然而这并非终点，而恰恰是起点，因为只有找到阿里阿德涅之线，帮助我们成功地走出这座迷宫，蒙克才会成为英雄。

要想走出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迷宫，我们现在手握两个线头，一个是逻辑，一个是罪，虽然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已然合二为一，但我们依旧可以追问这个问题：逻辑和罪，哪一个对于维特根斯坦更加性命攸关？

蒙克告诉我们，维特根斯坦对此想得很清楚：伦理生活的重要性要远重于逻辑，改善自己是为改善世界所能做的一切。越是在逻辑研究上突飞猛进，他就越是痛苦地意识到，相比起在逻辑方面获得的彻底清晰性，在个人生活里他还差得很远。

在信中维特根斯坦告诉罗素：“或许你认为这种对我自己的考虑是浪费时间--但我怎么能在是一个人之前是一个逻辑学家！最最重要的是跟自己清算！”

那么他最终想要清算的罪究竟是什么？综观整本传记，除了在开篇处，蒙克简单介绍了维特根斯坦传记的写作史，几乎没有专门处理任何此前的传记。但在正文结束后，我们惊异地发现蒙克另辟附录专论W.W.巴特利三世在上世纪70年代写下的短论《维特根斯坦》，这一谋篇布局足以表明巴特利三世对蒙克构成了多么大的挑战。简单说，争论的焦点集中在1919-1929年维特根斯坦丢下哲学跑到奥地利农村当小学教师的那十年里，是否曾经迷失过他的本性？

好吧，让我们放弃“为尊者讳”的陋习，打开天窗说亮话：维特根斯坦在这期间有没有搞过同性乱交？巴特利三世主张有，蒙克的回答是无。从材料掌握的充分性看，蒙克的判断更加可信，他通读了维特根斯坦全部的加密札记，其中只是记录了维特根斯坦对那些“粗野而直接的同性恋少年”的着迷，但找不到任何性乱交的记录。

相比巴特利三世的捕风捉影、夸大其辞，另一本流传甚广的传记--布莱恩•麦吉尼斯的《维特根斯坦：一生》又是另一个极端，全书只字不提同性恋，将维特根斯坦反复出现的自杀念头和绝望情绪完全归因于他的智性生活。蒙克决定走一条中间道路，他毫不避讳维特根斯坦对于同性男友的爱慕：从大卫•品生特到弗朗西斯•斯金纳，最后是本•理查兹，正是这些人让维特根斯坦成为维特根斯坦之所是。但是蒙克认为，加密札记向我们揭示，维特根斯坦忧虑的不是同性恋，而是性欲本身，因为性欲的勃发--无论是对同性的还是异性的，都不容于他希望成为的那种人。

虽然我接受蒙克的判断，但是在我看来，即使维特根斯坦有过同性乱交的经历，也无损于维特根斯坦的人格魅力。须知维特根斯坦虽然有着最为鲜明的圣徒气质，但他并不生而就是一个圣徒，就好像虽然在思考哲学和逻辑时，他的每个细胞和毛孔都渗透着天才的光芒，但是维特根斯坦也时常陷入“我真是个该死的傻瓜”的自责之中。

有人赞扬G.E.摩尔孩子般的单纯，但是这对于维特根斯坦毫无价值：“我不能理解，除非一个孩子也值得为之得到赞扬。因为你谈的单纯不是一个人为之拼争而来的单纯，而是出自天然的免于诱惑。”对于维特根斯坦而言，人生的确就是一场彻底的自我清算，一场与自己的本性进行的战斗。

因此，在这本传记中，我们读出最多的不是浑然天成的哲学天才和道德圣徒，而恰恰是在担负起天才的责任之后，维特根斯坦对自身的褊狭、软弱、伪善以及绝望的永恒克服。维特根斯坦总体人生态度的核心是成为“自己之所是”，这意味着“真实于自己是不容违背的责任”。其中，对他而言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面向就是--成为一个卓越的人，但不要设法表现是一个卓越的人。

罗素曾说维特根斯坦也许是他所见到过的“传统观念里的天才的最完美范例，激情、深刻、强烈和强势”。蒙克的独到之处在于，他能够始终保持克制，虽然全书充满了激情，但是这些激情不是蒙克本人的激情，他把自己藏在后面，通过排列组合各种硬事实和硬材料，让维特根斯坦的激情去推动整本书。

现在我们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这种决不姑息的自我清算究竟能把维特根斯坦带到哪里去？细细品味下面这两句话也许会有所助益：

“当一切有意义的科学问题已被回答的时候，人生的诸问题仍然没有触及到。”

“在我做哲学的方式中，哲学的全部目标是给出某种形式的表达，从而使特定的不安消失。”

维特根斯坦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哲学工作：“我破坏、我破坏、我破坏。”仿佛一头闯进瓷器店的犀牛。但是维特根斯坦要砸碎的不是精致美妙的瓷器，而是对智性生活不必要的困扰，是那些力图在寻常事物中“看出古怪问题”的哲学诱惑。对于生活的清算同样如此，它不是要将自己连根拔出，而恰恰是要把自己重新放回。维特根斯坦说：“一种表述只有在具体的生活之流中才有意义。”同样的，蒙克认为，“若能把自己的生活事件放进某种模式，那将是维特根斯坦的一种慰藉。”

对于维特根斯坦而言，这种生活“模式”可以是19世纪末的维也纳文化氛围，可以是托尔斯泰式的基督徒生活方式，或者干脆就是与智性生活彻底无关的纯体力劳作--维特根斯坦不是没干过这些事情，他曾经先后当过乡村教师、建筑设计师、园丁以及医院的护工。

只是仿佛就像是一个咒语，他身上最最鲜明的几个身份都让他永远无法把自己放回到某种模式，比如，作为曾经的奥匈帝国遗民，作为犹太人，作为同性恋者，以及作为哲学家，所有这些身份都让他天然地不属于任何一个共同体。一位朋友曾这样回忆说，维特根斯坦使他想起《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阿辽沙和《白痴》里的梅什金：“第一眼瞥去，那模样是令人心悸的孤独。”

维特根斯坦说：“写出好的哲学和对哲学问题做出好的思考，这是一个意志的问题，更甚于是一个智性的问题--抵抗误解之诱惑的意志、抵抗肤浅的意志。妨碍一个人获得真正理解的，常常不是他缺少智性，而是他的骄傲。”其实，哲学如此，生活亦如此。

在生命最后的阶段，蒙克给我们描述了一幅异常安详的画面，维特根斯坦和他的房东太太贝文夫人成了亲密的朋友，他们每天晚上6点散步至小酒馆。贝文夫人回忆说：“我们总是要两杯波特葡萄酒，一杯我喝，另一杯他饶有兴味地泼到蜘蛛抱蛋盆栽里--这是我知道的他的唯一不老实行为。”他们之间的谈话异常的轻松，维特根斯坦从不跟贝文夫人讨论她不理解的话题，“所以在我们的关系中我从未觉得自己次等或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