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窄门（第2/3页）

胡风在1949年11月12日夜11时改定的长诗《时间开始了》，有这样一句：

时间！时间！

你一跃地站了起来！

毛泽东，他向世界发出了声音

毛泽东，他向时间发出了命令

“进军！”

“时间开始了”，这个说法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现代“革命”的本质属性：革命不是在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漩涡里沉浮，而是挣脱出来，跳跃出来，讲述一个从不为人所知、也从不为人所道的新故事。从此，现代革命就不再是复辟，而是开创新世界，打造新人民。革命意味着时间开始，意味着开端，就像耶稣降生，他打破了古代的时间概念，

三、革命与人民

现代革命就像一个魔咒，叫醒了沉睡中的人民，这是一个全新的政治族群，它曾经是臣民，是子民，是狗苟蝇营的乌合之众，是目光短浅的穷老百姓，但是革命让他们脱胎换骨，他们开始跃跃欲试，摩拳擦掌，他们被告知并且相信法律来自于他们的意志，任何强力要想成为合法的权力都必须获得他们的认可。

法国大革命第一次真正叫醒了人民，也正因为此，法国大革命一直被视为是现代革命的模板，革命的善与恶、黑和白都可以在法国大革命这个大熔炉中找到它们被烧变形的残渣。

可是如果我们拓宽革命的视野，就会发现发动革命其实并不一定要叫醒人民，至少不用叫醒所有的人民。

比如英国的光荣革命本质上就不是人民革命，而是托利党人、辉格党人和威廉之间的三方势力角力与妥协的结果。伦敦的市民曾经上街游行抗议詹姆士二世，但是人民并未登场亮相。英国传统思想中虽有“诛暴君论”，认为“暴君是人民公敌，诛暴君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正义的”。但即使是激进的辉格党人，大多数人也对暴力持反对态度，认为改善宪法和扩大臣民自由无需采取反抗行动，即使反抗也只能由上层人物进行，而不是发动一般民众。

美国革命最初也没有唤醒大多数的民众。独立战争前，15%〜30%的殖民地人民主张保皇，近一半的人不置可否，余下的一小部分坚持战争。美国国父中的绝大多数都对宗主国的制度文化怀抱善意和尊敬，富兰克林常驻英国，直到最后关头仍在谋求避免革命的可能。结果呢，谁赢他们跟谁。

所以革命无需唤醒所有人。辛亥革命就没有叫醒阿Q，辛亥革命还是成功了。事实上，综观历史你就会发现，革命会否爆发，人民是否准备好了是个伪问题。而革命爆发之后诞下的究竟是龙种还是跳蚤，人民是否准备好了是一个半真半假的问题。

说它是一个半真的问题，是因为在人民尚未真正理解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真义时赋予人民太过崇高的权力和地位，将会释放出堪比长岛原子弹一样恐怖的能量。法国大革命的确唤醒了人民，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民也的确没有完全准备好，所以才会在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时期，至少16 594人因反革命罪而丧生断头台。毕希纳在《丹东之死》中描写的场景虽富戏剧感，但绝对真实：

市民们纷纷高呼：“谁能念书认字，就打死谁！”“谁想溜走，就打死谁！”“他有擤鼻涕的手帕！一个贵族！吊到灯柱上！吊到灯柱上！”“什么？他不用手指头擤鼻涕！把他吊到灯柱上！”然后，那个卢梭的信徒、道德纯洁到与死神一样“谁都无法收买”的罗伯斯庇尔登场了，面对一片打死他、打死他的叫嚷，他的回复是：“以法律的名义！”市民反问：“法律是什么？”罗伯斯庇尔答：“法律是人民的意志。”市民答：“我们就是人民，我们不要什么法律；‘所以’我们的这种意志就是法律。”从这个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的场景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千万不要相信人民！在人民尚未准备好之前，不要发动人民！

在政治体的意义上，现代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民主制。然而，就像解放不一定带来真自由，革命也不一定带来真民主。民主质量的好坏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是否准备好了。可是问题的另一面在于，人民只能是被其制度的性质所造就的那个样子，如果各种犬儒主义和政治冷漠恰恰是这个制度所造就的结果，那么不改变制度，就不可能真正激发和培育人民的民主精神和公民德性。认为革命要想收获龙种就只能坐等人民完全准备好了之后，就像是告诫一个从来没有下过水的人千万不要游泳，因为你还不会游泳，这难道不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吗？

四、诉诸价值而非仅仅诉诸利益

两个鞋商到非洲考察，一个回来说：没戏！那里的人从来不穿鞋！另一个人则说：有戏！那里的人从来不穿鞋！悲观者的根本问题在于现实，太现实了，最终一路滑向“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个大俗套。革命总是需要一点点乐观主义精神的，否则何来“革命乐观主义”这个词语？现代商业社会里，很多需求是被创造出来的，创造需求就是创造商机；现代政治世界中，很多观念也是被改变过来的，改变观念就是改变世界。

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可知，当时法国人民服从统治者是出于习惯而非出于意愿，这是一种坏的服从，除此之外，还有出于恐惧而非出于意愿的服从，以及出于利益而非出于意愿的服从。出于习惯的服从是真睡，出于恐惧的服从和出于利益的服从则是装睡，前者被迫，后者不但心甘情愿可能还暗自窃喜。三种服从的可能中，出于利益的服从最糟糕，因为真睡可以被叫醒，被迫的假寐有一天会忍无可忍，而心甘情愿的假寐却永远都无法被叫醒。利益之争的确可以引发革命，但唯有价值之争才真正成就革命。因为只要还停留在利益之争的层面，就是可以用人民币收买的人民内部矛盾，而一个可以被收买的民族就不值得拥有革命的果实。

观念的塑造和改变绝非一日一夕之功。独立战争前，美利坚的人民已经在过去的150年里逐渐培育出了基本的权利意识和自治精神。独立战争前，大不列颠帝国颁布的《糖税》、《印花税法》只是温柔一刀，与苛政猛于虎毫无干系，殖民地人民的生活也未到水深火热的程度。今天的美国青年谈及独立战争时，总是万变不离其宗地说：“都怪税太多！”事实上，当时的革命者只是借税收在说自由，是自由陷入了危机，而不是财产陷入了危机。对他们来说，“说财产就是说自由，恢复或捍卫一个人的财产权利，就等于是为自由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