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有一个梦想（第2/3页）

关于苏轼与王安石的这次会面，有很多传言。尤其以邵伯温《邵氏闻见录》最为活灵活现。邵伯温这个人，特别憎恨王安石，认为北宋之乱亡，都是王安石变法惹的祸。《邵氏闻见录》，基本上就是变法人士丑行录。

他说道，东坡力劝荆公为国事仗义直言，“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救之乎？”荆公说我管不了，不敢管了，比划着两只手指道：“二事皆惠卿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然后又非常小心翼翼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今天的话，你可别跟人乱说啊！

既然如此，邵氏又怎么知道的呢？还是绘声绘色的现场版。其实以两人当时处境，都不可能明目张胆议论国是，王安石自不必说，东坡再直率，也不会无起码的政治涵养。最搞笑的是“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这种八婆式又要说又怕负责任的说话风格，就算“天命不足畏”的王安石，能急速退化，怯懦委琐到这个地步，但对于邵氏极力褒扬的东坡先生，难道就不是种侮辱么？王安石不可能对人说，私房话被传出来，嫌疑人可只有东坡先生了，原来他也是个不守信没担当的八婆！

吕惠卿这几年并不受神宗信任，扔在外面当地方官，说为祸国家，他也没能量。王安石怎么会蠢到把责任推到他头上？这里如此渲染，只是暗示王安石有把柄在吕惠卿手中——什么把柄心虚至此？看官自己想去吧！

文人这支笔真是……但小儒与大儒之区别，也就一目了然了。

事实上，苏轼在江宁，与王安石也就是谈诗文论佛理而已。苏轼是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跟谁都能交朋友，有话说。即便如此，一个智慧的头脑，总是希望能与另一个智慧的头脑相遇，那种共鸣与碰撞，非友情二字可以全部包容。如果旗鼓相当，敌手间也会互相敬重。

苏轼与王安石的这次会面，结果是互相倾倒。别后，东坡去信：“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王荆公学识深厚，不是虚言。荆公对东坡之才更是早就爱惜有加。

交谈中，王安石建议苏轼不如干脆也在附近买田求舍，抛开政坛是非，做个逍遥人。但苏轼婉拒了：“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劝与拒，都有相当的理由。王安石性虽执拗，却是明白世态人心的“野狐精”，深知仕途险恶，劝苏轼早日归隐，出于惜才。苏轼年富力强，天性喜爱热闹，虽然好容易吃一亏长一智，但叫他放下一切，却也很难下定决心。何况，一新党领袖，一旧党名人，抱团儿住到了一起，王安石是无所谓，但他自己，恐怕也难以向司马光等一众朋友交待。而他其后在相距并不远的常州，真的买了田地，大概就是个折中的方案。

还有一个原因我是这样想的：苏轼虽然很欣赏王安石骑驴的卓绝形象，“骑驴渺渺入荒陂”，那种清寂，高古，他自己，可不太乐意。

苏轼与驴的确不相投缘。他喜欢骑的是马，连在黄州那样艰苦的日子，还弄到了一匹马骑，估计是做知州的好友送他的。在困境中，他当然也能夷然自守，可表现形式与王安石的静默完全不一样。他聚众喝酒，偷宰耕牛，喝得大醉，半夜里爬城墙，还自己在家里酿酒，酿出来的液体，自我吹嘘是很好喝，但所有喝过的人都疯狂地拉肚子。

这种人，哪怕一时间被整得噤若寒蝉，但稍不留神，他就又大开大阖起来，没有什么能约束他飞扬活泼的天性，没有什么打击能让他失去纯真与顽心。他当然会嫌骑小毛驴来得不够爽利。而且东坡先生还是个高大的、胖子。

《西江月》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暧暧微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琼瑶。解鞍敧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词前有小序：“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书此数语桥柱上。”

他的寄情山水，和王安石就很不一样，他是真豁达，真的苦中作乐，乐到忘了苦，并且得意忘形起来。

如此春夜，如此河山，马儿也禁不住想要踏水，飞奔，尽情享受这清新温暖的晚风。但做主人的，反而沉静了，主要是喝多了，不好酒醉驾驶。而且，他不想让那满溪的明月光，被马蹄踏破。这是醉后的诗性，带着孩童般的天真。于是，他睡着了，直到被鸟儿叫醒。你知道，这将又迎来一个无比美好的清晨。和荆公总是在黄昏时无奈地醒来，真是完全不一样。

于是，读者也跟着高兴起来。苏轼的词，很多时候，的确像一匹骄傲而快活的马儿，带着你的心灵，情不自禁地奔跑，迎风长啸。

王安石与苏轼别后的第二年，时势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神宗皇帝急病去世，守旧派翻身上台。苏轼亦青云直上，官至翰林学士，礼部尚书。谁也想不到，就在不远处，更残酷的流放在等着他，更蛮荒而美丽的土地，在为他盛开荆棘中的花朵。

同时，在江宁的王安石，将半山园捐给佛寺，自己搬到秦淮河边一民房居住，并安静地病死在那里。

时间就这样流逝了。谁的尘埃落定，谁的风云再起，在史册里都不过几页纸。唯一不变的，是这莽莽大地，眼前万里河山。那些致力于让河山更美的人，历史怎么说也没关系，大地会有记忆。

多少年后，有一个叫梁启超的人，在他的书里，热情地赞扬陆游与王安石。关于陆游：“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 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关于王安石：“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祀，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并说，“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唯有英国的克伦威尔可以相比。

都是基于时代的有感而发，痛感老大帝国之病弱难医，抱残守缺，陆游的尚武精神与爱国心，王安石变法的魄力，在他看来，正是国人最缺少，国家最急迫需要的，是强国之根本。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时里，他的呼声都在回响。

另一个叫林语堂的人，则很讨厌王安石，但超级崇拜东坡先生，“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

在我看来，其实他们，都很好，都是仰之弥高，近看却渐生亲切的可爱人物，我还相信，殊途同归，有一天，在地下相遇，他们会真正的比邻而居，谈天说笑共饮共醉——司马牛与拗相公也绝对能够重新成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