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才学发微（第3/4页）

皇帝批改奏折中奴才字样

奴才奴才满天下

正因为奴才奴才满天下，正因为奴才在中国已经由骂人而沦落为自称，所以在奴才阶层中，也就分出了谁上谁下。石秀大骂“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就是这种写照。美国制宪大会时，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团体骂州长和其他贵族说：“这些人是州里的土皇帝；逢迎他们左右的马屁精，是他们的尾巴；拍土皇帝与马屁精的马屁，又做他们下贱而又下贱工具的，则是尾巴的尾巴。”（“The nabobs of this state，their servile toadeaters the bobs，and the servilely servile tools and lickspittles of both，the bobbetts.”）这正是修辞学上的对比。而石秀之骂，尤为简明传神。如今，所谓中华帝国时代过去了，但是“中华民国”的封建结构却一仍其旧，虽然名已不存，但是实却未亡。照样父子相传，照样奴才交替，照样“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衙门行走、满街行走。中国的问题不在名号形式改变，而在封建实质未除。国民党的祸国殃民，正在换汤不换药，结果新汤旧药，一切都是“亡国帝王”气象。胡适在五十多年前写文章给少年朋友，就指出：“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不幸的是，国民党多少年来，正妄想用一群奴才建造自由平等的“国家”！幸亏他们失败了，他们若成功了，那又算是什么“国家”呢？

1985年5月23日晨

注释

《颜氏家训》中、《五代史》中，也不乏用奴才骂人的记录。

1758年是戊寅年。徐珂记为戊子年，戊子年是1768。

相沿成例后，武人不能称臣，不论满汉，都成了规矩。清宣宗道光六年（1826），穆兰岱奏青海蒙古军情，奏折内称了臣，被皇帝严旨申饬，理由是：“道光五年，曾经降旨，督抚藩臬之内，如系旗员，于请安谢恩折，著缮写奴才字样；凡遇一切公事奏折，著写臣字。此特专指文职而言，并未指武职如此。原降谕旨，甚属明晰。穆兰岱前此会同陕甘总督奏事一折，自应缮写臣字。今伊自行陈奏青海蒙古事件，亦写臣字，竟染汉人习气，殊属不合。况此际各省将军都统等奏折，并无一缮写臣字者。穆兰岱身任副都统，兼西宁办事大臣，而仿效文职，殊属非是。穆兰岱著传旨申饬。”特别注意这里“竟染汉人习气”的字眼，可见对汉人称臣，皇帝的根本心态所在。

李鸿藻《霆军纪略》：“故事：武职大臣，单衔具疏，自称奴才，与旗籍臣工一例。而钦定剿定粤匪诸方略，于满汉文武臣工各奏疏，则概以臣字为文。此编所载，鲍公各奏稿，谨遵方略，一例称臣。”对照起乾隆朝的“武职大臣，单衔具疏，自称奴才”的例子，就可看到多么有对比性了。我举乾隆三十四年（1769）三月二十九日的一则和台湾有关的如下：“福建台湾镇总兵官奴才叶相德跪奏：为具奏事。窃奴才仰蒙圣恩，委任收捕贼匪黄教等首从各犯，夙夜悚惶，实力办理，业将多方设法及会合搜捕情形，于三月十七日咨明督臣崔应阶转奏在案。本月二十七日，奴才探知黄教等潜匿在官材珑山内，随会同提臣吴必达，率领文武官兵，连夜密赴该处，当即擒杀黄教等首伙各犯。于二十九日，奴才会同提臣吴必达、臬司余文仪连衔具奏外，伏查此案贼匪，先后擒获一六六名，投首效用六名，临阵剿杀一一四名，此外尚有散逃余党，不便稍有疏漏。奴才复与提臣同心协力，分头查捕，务绝根株。再查台湾地方营伍，均须整顿。奴才现与提臣将善后事宜熟商筹办，约于四月末旬，可以竣事，即当西渡厦门，赶赴滇南，力图报效也。合先恭折由六百里驿递驰奏，伏乞皇上睿鉴，训示施行，谨奏。”

乾隆三十五年（1770），西宁、达翎阿、周元理上奏搜捕蝗孽。折内列衔，西宁、达翎阿称奴才，周元理则称臣。皇帝说：“臣仆本属一体，均系奉上之称，字义虽殊，其理则一。满汉臣工自称固有不同，然遇部院章奏，虽满洲大员，亦一例称臣，而满洲督抚奏地方公事亦然，并非以奴才之称为卑而近，称臣为尊而远也。即如满洲大学士在朕前亦自称奴才，而汉人虽丞簿末秩引见亦皆称臣。岂丞簿汉员，因此遂得谓尊于满大学士乎？朕抚御臣民，并无歧视，而朝廷体统，本自尊严，又岂因臣下之称奴才而尊崇有加，称臣而体制有减乎？朕于此等事从不计较，即汉人中间有于召对时称奴才者，亦并无嘉赏之意。而折奏列衔，则不宜参错。止当论首衔何人，或满或汉，皆可以一称贯之……三人会奏之折，西宁名列在前，既称奴才，则达翎阿、周元理自当连名直写，又何事妄生区别于其间耶？若谓周元理不屑随西宁同称，有意立异，是视周元理身份太高，谅彼亦不敢萌此念。但此等节目，必拘泥若此，又何其不达事理耶？可笑之至！将此传谕周元理知之。夫马人龙之随天保称奴才也，即依此旨办理也。”皇帝既以周元理为可笑之至，又以马人龙为随称不合，则听命的，又何去何从？早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就下谕满洲大臣在公事奏折上一律称臣，但西宁在上奏搜捕蝗孽上仍称奴才，足见是西宁犯规，而不是周元理违制。可见对奴才的用法上，也有因皇帝猜忌而变例的。此处皇帝怪周元理“不屑随西宁同称”，就是猜忌。你要叫奴才，我不许你叫；你不要叫奴才，我偏要你叫。对马人龙，就是你要叫，我不准你叫；对周元理，就是你不要叫，我偏要你叫。反正皇帝都有理就是了。

以上举的都是雍正时代的例子。到了乾隆时代，为这问题还在闹个没完呢！乾隆三十年（1774）七月二日，为了福建提督甘国宝奏折中称了臣，朱批称臣不合，下旨申饬，并在两天后补充理由如下：“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初四日，奉上谕福建提督甘国宝奏请陛见及请安折内，于书衔处称臣，殊不合体式。向来武职具折，例称奴才。上年因御史天保、马人龙连衔具折奏事，概称奴才，曾降旨，令内外满汉诸臣嗣后陈奏公事均一例称臣。此第就文职而言，并未概及于武臣，且请安谢恩之类亦非公事也。乃外省提镇未能体会前旨，遂尔误称，此皆无知字识所为。若谓甘国宝自图体面，谅亦未必敢也！前此右江镇素尔芳阿奏事称臣，因其身系满洲，尤不应不谙规矩，曾经申饬。今甘国宝又复如此，恐各省相类者尚多。著传谕各该督抚即行知照各提镇，一体恪遵，毋致违舛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