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七则）

一、读马译《世说新语》

一九四九年我来台湾，值英文《自由中国评论》月刊筹划出版，被邀参加其事，我避重就轻地担任撰拟补白文字。其实补白也不容易，寻求资料颇费周章，要短，要有趣。当时我就想到《世说新语》，“人伦之渊鉴”、“言谈之林薮”，译成英文当是补白的上好材料。于是我就选译了二三十段，读者称善，偶尔还有报刊予以转载。但是我深感译事之不易，《世说》的写作在南朝文风炽烈之时，文笔非常优美，简练而隽永，涉及的事迹起于西汉止于东晋亘三百年左右，人物达六百余人，内容之丰富可想而知。其中浅显易晓者固然不少，但文字简奥处，牵涉到史实典故处，便相当难懂。虽然刘孝标之注，世称详赡，实则仍嫌不足，其着重点在于旁征博引，贯联其他文献，并不全在于文字典实之解释。近人研究“世说”者颇不乏人，多致力于版本异文之考核，而疏于文字方面的诠释。我个人才学谫陋，在《世说》中时常遇到文字的困难，似懂非懂，把握不住。其中人名异称，名与字犹可辨识，有些别号官衔则每滋混淆。谈玄论道之语固常不易解，文字游戏之作更难移译。我译了二三十段之后即知难而退，以为《世说》全部英译殆不可能。

客岁偶于《联合报》副刊中得悉美国有《世说》全部英译本问世，既未说明译者姓名，复未列出版处所，我对于所谓全译疑信参半。旅美友人陈之藩先生函告将来香港教学一年，询我有无图书要他顺便购买带来，当即以《世说》全部英译本相烦。之藩在哈佛合作社查访无着，后来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看到此书，乃以其标题页影印见寄。我才知道《世说》全译，真有其事，据书的包皮纸上的记载，译者是Richard B. Mather，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东亚语文学系主任，生于中国河北保定，出版者即明尼苏达大学出版部，一九七六年印行。我获得了这个情报，飞函美国请我的女儿女婿代为购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以航邮寄来，作为他们送给我七十七岁生日的礼物，书价三十五元，邮费亦如之。我琐述获得此书之经过，以志访购新书之困难，以及我对《世说》一书之偏爱。一九七八年一月在《中国时报周刊》读到刘绍铭先生作《方寸已乱》一文，一部分是关于这本《世说》英译的，读后获益不浅。据刘先生告诉我们：

Mather中文名为马瑞志。据译者在引言说，翻译此书的工作，早在一九五七年开始，二十年有成，比起曹雪芹的十年辛苦，尤有过之。加上马氏两度赴日休假，请益专家如吉川幸次郎；两度获取美国时下最令人眼红的奖金。凡此种种，都令人觉得二十年辛苦不平常。

马氏所花的工作，今后厚惠中西士林当然没问题。观其注释，不烦求详可知。书末所附的参考资料，如“传略”与“释名”，长达一百八十页。所举书目，罗集周详，中英之外，还有日、法、德等语言。二十年心血，做这种绣花功夫，也是值得的。

问题出在翻译上。笔者与马瑞志先生有两面之缘，真忠厚长者也……

马先生误解的地方，老前辈陈荣捷先生已就其大者举了不少（见一九七七年五月七日的The Asian Student）。陈先生未举出来的，笔者看到的，还有很多。但这里只选两个例子……

刘先生对于马氏之书做了简单的介绍。我真应该感谢他，若不是有此介绍，我还不知道马氏的中文名字。刘先生推崇这一部翻译，主要的是因为它代表了“二十年辛苦”。这本书初到我手时，沉甸甸的厚厚的一大本，七百二十六页密密麻麻的小字，确实为之心头一懔。二十年的工夫，当然其中一定会有一些空当，不过一件工作历时二十年终于完成，其专心致志锲而不舍的精神自是难能可贵。“二十年辛苦”，“二十年心血”，究竟是译者个人的私事。“中西士林”所关心的是这部翻译作品的本身。翻译了《世说》的全部，固然是值得令人喝彩的盛事，翻译是否忠实，是否流利，是否传神，才是更应注意之事。刘先生说：“问题出在翻译上。”想来也是注意作品本身之意。马书是一本翻译，如果翻译上出了问题，那还了得？二十年辛苦岂不白费？陈荣捷先生所举的误解，我尚未拜读。我只看到刘先生所举的两个例子，一是关于“奇丑”，一是关于“病酒”的翻译。当然，这两处译文是有应加商榷之处。不过近五百页正文翻译之中，在字词上究有多少误解，凭一两个例子恐怕无法推论出来。一个烂苹果，不必等到整个苹果吃了下去才知道它是烂的，可是有时候瑕不掩瑜，瑜不掩瑕，似亦未可一概而论。把《世说》英译全部核校一遍，其事甚难，纵然学力可以胜任，也要三年两载才能蒇事。

翻译之事，有资格的人往往不肯做，资格差一些的人常常做不好。花二十年的工夫译一部书，一生能有几个二十年？翻译固不需要创作文学那样的灵感，但也不是振笔疾书计日课功那样的机械。翻译之书，有古有今，有难有易。遇到文字比较艰深的书，不要说翻译，看懂就很费事。译者不但要看懂文字，还要了然其所牵涉到的背景，这就是小型的考证工作，常是超出了文学的范围，进入了历史、哲学等的领域。如果有前人做过的笺注考证可资依傍，当然最好，设若文献不足，或是说法抵触，少不得自己要做一些爬梳剖析的功夫。马先生的《世说》译本，除了在翻译方面煞费苦心，在研究方面亦甚有功力。卷末所附“传略”，胪列六百二十六个《世说》所提到的人名，各附简单传记，标明其别号以及小名，对于读者便利很多。杨勇先生的《〈世说新语〉校笺》卷末亦附有“常见人名异称简表”，仅包括出现两次以上者，共一百一十九人，虽附有官名便于辨识，究嫌过简。马氏之传略，固然较为完整，而略去官名及尊称，似是失策。传略之外尚有词汇，占五十一页，包括字、词、官名以及若干与佛有关之梵文名词，对于读者都很有用。这些附录，实是译者二十年工夫之明显的佐证，吾人应表甚大之敬意。

常听人说，最好的翻译是读起来不像是翻译。话是不错，不过批评翻译之优劣必须要核对原文。与原文不相剌谬而又文笔流畅，读来不像翻译，这自然是翻译的上品。若只是粗解原文大意，融会贯通一番，然后用流利的本国语言译了出来，这只能算是意译，以之译一般普通文章未尝不可，用在文艺作品的翻译上则有问题。文艺作品的价值有很大一部分在其文字运用之妙。所以译者也要字斟句酌，务求其铢两悉称，所以译者经常不免于“搔首踟蹰”。若干年前，笔者曾受委托校阅某先生译的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书是第一等好书，不但是历史名著，也是文学名著，其散文风格之美，实在是很少见的。译者也是有名于时的大家。全书卷帙浩繁，我细心校阅了前几章，实在无法再继续看下去。译文流畅，无懈可击，读起来确乎不像是翻译，可是与原文核对之下，大段大段的优美的原文都被省略了。优美的原文即是最难翻译的所在。如此避重就轻地翻译，虽然读起来不像是翻译，能说是最好的翻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