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毫无疑问，这一切在你们听来太多争辩色彩了。此外，你们还会感到奇怪，不知你们面前这个人究竟在与谁争辩。的确，关于诗人托马斯·哈代的文献微不足道。有两三部研究著作，它们其实都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加工出来的专著。还有两三本关于他的传记，其中包括他的一部自传，虽说封面上署着他妻子的姓名。这些书都值得读，尤其是最后一本，如果你们相信(我希望你们相信)一位艺术家的生活一定包含有理解他创作的钥匙。你们如果持相反的看法，错过一些东西，你们也不会损失太大，因为我们还要在这里讨论他的创作。

我想，我所不赞同的做法，就是透过这位诗人的继任者们的棱镜来看待他。首先，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这些继任者们表现出了对诗人哈代之存在的相对无知或绝对无知，尤其是在大西洋的此岸。关于诗人哈代的研究文献之稀缺，就既是这种无知的证据，也是这种无知在当下的反映。其次，就整体而言，透过小人物的棱镜来看待大人物，这样做不会有大的收获，无论这些小人物多么人多势众；我们的专业学科可不是天文学。不过，这里最主要的原因仍在于，小说家哈代的存在自一开始便遮蔽了人们的视线，我所知道的批评家全都无法抵御这样一种诱惑，即将小说家哈代与诗人哈代捆绑在一起，这样一来便注定会降低其诗作的意义，即便这仅仅因为，批评家自己使用的文字就不是诗歌。

因此，对于一位批评家而言，研究哈代作品的任务就会显得相当麻烦。首先，如果说一个人的生活包含着理解其作品的钥匙，就像大家公认的那样，那么在哈代这里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哪一类作品？某一不幸事件是反映在这部小说还是那首诗里？会不会同时体现在小说和诗歌里呢？如果体现在小说里，那诗歌怎么办呢？如果反过来，又会如何？更何况，他总共留下了九部长篇小说和近千首诗作。如果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来看，这其中的哪部作品是升华之体现呢？一个人如何能持续不断地升华到八十八岁的高龄呢？因为哈代一直到死都在写诗(他的最后一部、亦即第十部诗集是死后出版的)。人们是否应该在小说家和诗人之间真的划上一条界线？抑或，以自然母亲为榜样使两者合二为一是否更好呢？

我想，我们还是把这两者分开吧。无论如何，这就是我们在这间教室里要做的事情。长话短说，观察一位诗人只能透过他自己诗作的棱镜，而不能借助其他任何棱镜。此外，从理论上讲，托马斯·哈代只做了二十六年的小说家。由于他在写小说时也一直写诗，人们可以说，他持续不断地做了六十年的诗人。至少，在他一生的最后三十年里他始终是一位诗人。在他最后一部、在我看来也是最伟大的一部小说《无名的裘德》遭受冷遇之后，他便完全放弃了写小说，而将精力集中于诗歌创作。仅凭他后三十年的诗歌写作，他就足以被赋予一种诗人身份。毕竟，三十年是这一行业从业者的平均工作年限，甚至是某些诗人一生的长度。

因此，让我们把自然母亲先放在一边。让我们来看看这位诗人的诗作。或者换句话说，让我们记住，人类的创造与所有自然杰作一样都是有机的，如果我们相信我们那些自然科学家的说法，它们也是大量选择的产物。你们知道，在这个世界存在着两种归于自然的方式。一种是脱得只剩下裤衩，或是更进一步，把自己袒露给所谓的自然元素。这像是劳伦斯的手法，它在本世纪下半期为众多傻瓜所效仿，我要遗憾地对你们说，尤以我们这边的傻瓜居多。另一种方式则在下面四行诗中得到了绝佳体现，这几行诗的作者是伟大的俄国诗人奥西普·曼德施塔姆：

自然就是罗马，罗马反映着自然，

我们看到它公民力量的形象，

在蓝色杂技场般的透明空气，

在旷野般的广场，在密林般的柱廊。^[5]

我说了，曼德施塔姆是位俄国人。但这里的四行诗却很切题，因为奇怪的是，比起同为英国人的D.H.劳伦斯的任何文字，托马斯·哈代与这首诗更为契合。

好吧，现在我想与你们一起读一读哈代先生的几首诗，我希望这几首诗你们已经能背诵了。我们将逐行分析这些诗，目的不仅是激起你们对这位诗人的兴趣，同时也为了让你们看清在写作中出现的一个选择过程，这一过程堪比《物种起源》里描述的那个相似过程，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还要说它比后者还要出色，即便仅仅因为后者的最终结果是我们，而非哈代先生的诗作。因此，请允许我屈服于一个显然是达尔文式的、既符合逻辑又符合年代顺序的诱惑，来着重分析前面提到的那三十年间的诗作，也就是托马斯·哈代写于其后半个创作生涯(亦即本世纪内)的诗，这样，我们便将小说家哈代放在了一边。